小說一詞，古已有之。早在二千多年前《莊子》一書中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道也亦遠矣」。「小說」兩字又見於《荀子》，不過把兩字分拆開來：「故智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莊子將「小說」與「大道」對稱，荀子將「小說」與「道」對稱，可見對小說的評價十分低。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途）說者之所造也。」稗是小的意思，稗官是小官，是周朝初期及周代以前專採民間風俗、社會狀況，報告給官府知道的小官。這報告就是「小說」，所以小說昔日又叫做稗史。古來小說不受重視。
小說至唐始放燦然文采
小說的「說」字，古代和「悅」字相通，「小說」便是說些不太重要的話，供人歡樂、消遣的意思。雖然以故事為多，卻並非一定是故事。故此最初的小說在內容上和精神上與今日所指的小說不同。如《韓非子》中有「內儲說」、「外儲說」；《淮南子》中有「說小」、「說林」；劉向輯《說苑》二十卷，第十六卷是零碎的理論。
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始將小說分類，分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辯訂、箴規六大類。清代紀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小說分三大類，一是綴輯瑣語，一是敘述雜事，一是記錄異聞。總括來說，小說是以「野史雜事」觀之居多。沒有什麼地位和價值，也絕對沒有創作的成分和意圖在內。
小說到了唐代，卻綻放出燦然華采。當時士人愛撰寫短篇小說，而且題材廣泛，既有仙狐戀愛，又有修道登仙、男女相戀，及至藩鎮相爭、俠客飄臨的動人描述。胡應麟說作者「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宋人洪邁評說「小小情事、淒婉欲絕。」小說已從「稗史」、「雜事」轉而道述人生際遇、刻劃入微的創作。唐代留下的小說，更是隨後元明清戲曲主要素材，使中國小說史進入成長茁壯、燦爛煥發的時代。
原來小說在唐代產生一種「經世」的作用，就是士人莫不希望一朝中舉，以光門第，但唐代考取進士競爭激烈，所以投考者每先創作小說投獻給主考人或藉此影響在位者，加深對自己的印象。文人於是競作小說，以表現他們的才識史學和論見。風氣所及，競創佳篇，因而催生了不少優秀作品。
小說受到歡迎，是人們發現它可以提供娛樂。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小說起宋仁宗，蓋太平益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說在深宮的仁宗以小說消閒，作為一種娛樂。同時，宋代民間亦興起「說書」，聽故事成了普羅大眾的娛樂，說書人更重視搜求和創作精彩的小說。
小說價值至明始被重視
現代小說和古時小說雖然在內容和精神上不同，但今日小說卻是與古時小說一脈相承。初期小說被忽視有三大原因：第一點是評者以史學家眼光來看小說。正如上文所說古人視小說如稗史、如雜事，所以說它「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紀盷語）。顯然指小說多載非真事，不宜重視。
鄭振鐸在《中國文學史》說〈虯髯客傳〉是「一篇荒唐不經的道士氣息很重的傳奇文」。為什麼說它「荒唐不經」呢？因為它脫離史實。饒宗頤教授在〈虯髯客傳考〉中說「文中與隋唐史事乖違至多，光庭文學之士，通達古今，諒不謬悠至此也。」該文多處指出此著述脫離史實。若以史學眼光看來，的確一派胡言，有何足取？但小說內容非史實，反而證明作者創意之高，深具文學價值。
其二因小說無經世價值。小說是街談巷語，非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士人又向來重視經書，因而對小說不重視，甚而羞為小說之作者，有作品也不敢以真姓名示人，皆因認為小說不能文以載道、沒有經世意義。
再者唐代以前無偉大小說出現，唐代以後大多數文士偏重於詩詞歌賦之創作。許多文人受老師宿儒影響，不重視小說，未能認識到偉大小說對讀者心性的重要影響。直到清代金聖歎的出現，對小說大聲疾呼提高評價，為小說爭取地位，小說才開始為人重視。
小說雖非大道，但明代文人已開始注意到小說的價值。明人謝肇淛說：「晉人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為諸家之冠，其敘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噉梁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台沼也。」他以梁肉、海錯比喻小說和經典，認為不可偏廢，可見對小說價值的重視。
五四後被推至文學殿堂
其實小說所述，都是人類生活的痕跡，即使有荒誕的敘述，亦不脫離人生喜怒哀樂、得失窮通的描寫。優秀的小說，往往含有人生哲理，不過並非當頭棒喝的規戒，而是由讀者自行領悟其道理，優秀小說所具備的啟迪作用，前人其實早已注意到。小說除了啟迪作用外，同樣能擴闊讀者的人生體驗，拓展視野，亦能抒導內心感情。
孔子說「雖小道，必有可觀焉」。紀盷說「廣見聞，資考證」的話，便是說小說可以拓展視野。小說既屬稗史，則皇皇大典所不載，可知內裡有更多人生縮影、社會故事。一個人終其一生，所經歷時間和空間有限，多讀小說可從不同角度增加識見，瞭解世故人情、人與人之間關係，及瞭解社會矛盾與人心慾望。小說能增加人生體驗，怠無疑問。
梁啟超更認為小說可移風俗、開導民心、抨擊政治，甚而對宣傳政治都有重大作用，他寫了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關係〉，從社會、人生、政治等各方面探討小說的重要。他認為好的小說，對社會人心的影響，遠勝「大聖鴻哲」書本。又認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將小說推崇至史無前例之地位。
1919年「五四」文學運動，受歐洲文學影響，小說被推崇至文學殿堂。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說「今人猶鄙棄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正小道耳」。陳獨秀寫〈文學革命論〉也闡述小說的功用和價值，其後蔣瑞藻著《小說考證》、魯迅撰《中國小說史略》都能鼓舞人心。當時學者如鄭振鐸、孫楷第等人對小說或精心整理，或詳密考證，再大量搜藏。風氣一開，中國文士輕視小說的態度，可說完全肅清了。
時至今日，文人創作中以撰寫小說最受大眾歡迎。寫小說成了大塊文章，其他創作反如玩味小道。作家之中，以成功小說家的地位最受人推崇，已中外如是。有人擔心社會的發展、電影、電視的創作將搶去小說創作的殿堂地位。其實毋庸憂慮，許多電影的創作仍依賴成功的小說作為其創作的素材。君不見人說「劇本是電影的靈魂」，而劇本又多取材或改編自成功的小說。
原載於《香港作家》，經作者修繕後授權本社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