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哈格里夫斯同時代的約翰·凱伊（John Kay）在1730年代發明自動飛梭機時，也面臨相同的命運。據說，他的住所遭到狂怒的織布工洗劫，「要不是兩名好友緊急把他塞進羊毛毯裏，運到安全的地方藏匿，恐怕早就命喪暴民手中。」曼徹斯特市政廳（Manchester Town Hall）有一幅壁畫就是在描繪他祕密逃離險境的過程。
前述實例都不是單一事件。工業革命期間，破壞科技產品的行為非常常見，這群像強盜的烏合之眾如今被稱為：盧德分子（Luddites）。這個名稱來自一名真實性有待商榷的織布工奈德·盧德（Ned Ludd），他住在東米德蘭（East Midlands），在工業革命剛開始時搗毀一整組紡織機。奈德這個人物可能是憑空杜撰出來的，不過有人率領群眾四處破壞機器卻是鐵錚錚的事實。1812年，英國國會被迫通過「破壞紡織機等物法案」（Destruction of Stocking Frames, etc. Act），明定破壞機器為犯罪行為，最高可判處死刑，數名罪犯很快就被起訴、處死。隔年，罰則放寬，改成放逐澳洲；但事實證明，這種程度的罰則恐怕無法達到懲戒效果，因此到了1817年又再度改回死刑。時至今日，我們依舊稱不情願採納新科技的人為「當代盧德分子」。
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國家並非總是站在發明者這一邊。事實上，有時候這些心生不滿或不甘願的勞工會帶來不少麻煩，試圖介入或阻止他們討厭的創新發明四處傳播。想想1580年代的兩則故事：其一是英國牧師威廉‧李（William Lee）發明了一部不需要用雙手編織的機器。1589年，他啟程前往倫敦，希望向女王伊莉沙伯一世（Queen Elizabeth I）展示他的發明，並獲得專利保護，可惜她一看到機器就直截了當的拒絕，並說：「大師，您的志向高遠，但請想想您的發明會對我可憐的國民產生什麼影響。這項發明肯定會剝奪他們的就業機會，毀掉他們的一生，甚至淪落街頭行乞。」其二是發生在波蘭人安東·莫勒（Anton Möller）身上的悲劇。這個不幸的人在1586年發明織帶機，之所以說他不幸，是因為他的家鄉格但斯克市（Gdańsk）議會不但駁回他申請專利的要求，還祭出絞死令回應他的請求。這一點和現今我們總是熱情回應企業家的反應完全不同。
然而，不只是勞工和國家焦慮，隨着時間流逝，經濟學家也開始認真看待自動化的威脅。正如前述，1930年，凱因斯讓「科技性失業」的說法就開始流行，不過，經濟學理論的其中一位奠基者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其實比他早100多年開始研究這項議題。1817年，李嘉圖出版生平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四年後發表新版，納入全新章節〈論機械〉（On Machinery）。在新版中，他做出重大的學識讓步，宣稱他改變「科技進步是否有益勞工」這項議題的看法。李嘉圖原先一直假設：對勞工而言，機器是「一般商品」，但後來他認為這項假設是一個「錯誤」。或許是見識到當時工業革命在他的家鄉英國引起嚴峻的經濟變化，他認定這些機器實際上「多半非常有害」。
擔憂機器具有負面衝擊的思維貫穿整個20世紀。近幾年來，我們看到關於自動化威脅的書籍、文章與報告傾巢而出，但其實早在1940年，關於科技性失業的辯論就已經很常見，以致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認為稱它為「舊論點」也很自然。這些論點確實經常重複出現，2016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告別演說中定調自動化是「下一波經濟位移」（the next wave of economic dislocation），而大約60年前的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也是如此，當年他採用的詞彙幾乎和奧巴馬一樣，直指自動化帶來「產業位移的黑暗威脅」（the dark menace of industrial dislocation）。無獨有偶，2016年，英國物理學家史帝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描述自動化將如何「毀滅」藍領工作，並預言這種情況恐怕很快就會「外擴……深入中產階級。」然而早在1931年，德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就提出類似的威脅，警告世人那些原本用來幫助人類擺脫繁重勞動的「人造機器」，會泰然自若的反過來「征服」它們的創造者。事實上，自1920年以來，幾乎每十年就能在《紐約時報》上找到以不同方式談論科技性失業威脅的新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