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須藉深圳刻意踩香港

深圳慶祝特區建立40周年，習近平主席親自南下發表講話；在習抵達廣東前一天，北京在10月11日公布《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改革有更多自主權。到周日（10月18日），國家發改委公布首批40條授權事項。

深圳得到中央祝福，並且被賦予「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引擎功能」，評論界又再掀起一場「深圳會否取代香港」的討論。回歸初期，大家關注的是香港上海之爭，後來兩個城市各自發展，沒有誰取代誰的問題。到現在話題一轉，香港深圳到底誰是大灣區龍頭之爭，成為了新的議論焦點。

深圳迅速取成績拜毗鄰香港所賜

事實上，不管上海或深圳都是在中央直接規劃之下發展成現在的規模，香港則一直按市場環境、以私人企業為主體發展，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模式。跟上海不同，深圳在改革開放之前只是一個小鎮，沒有任何工業；上海在解放前已是國際大城市，1949年之後也是全國工業重鎮。深圳起步發展能迅速取得成績，完全是拜毗鄰香港所賜，中央當年指定設立4個經濟特區——深圳、汕頭、廈門、珠海，唯獨深圳一枝獨秀，香港功不可沒。

1987年初，深圳以「三來一補」方式開拓外向型經濟，下放審批權力，對「三來一補」企業免稅3年，並有其他稅務優惠，結果吸引了大批港商湧入深圳辦「三來一補」企業。八九六四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制裁，內地主要通過深圳特區的特殊渠道，建立與香港及海外的信息溝通渠道，維持內地的貿易多元化運作，當時深圳的「外資」其實約七成都是來自香港（註1）。

城市間發展軌迹不同可互相補足

內地學者研究深圳特區制度，認為有三大優勢令它能夠脫穎而出：首先是國家政策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稅收優惠，及1992年賦予深圳特區立法權）；其次是鄰近港澳的地緣優勢，除了資本、技術和人才投資，香港的制度建設也提供了不少經驗予深圳，包括法律體系，而深圳跟香港密切往來，香港如同一個「看得見的榜樣」，令制度移植比內地其他城市更直接和快捷。在深圳特區的法規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借鑑香港及國外法律先試先行的；第三是移民城市的創新精神，令深圳有別於其他城市，充滿活力且勇於探索（註2）。

回顧這段歷史，不是要緬懷香港「做大佬」的風光歲月、不甘心被深圳超越，而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發展軌迹不同，因應彼此需要，在不同年代都可以互相補足，各自利用自己的優勢謀取最大利益，例如改革開放之初港商正苦惱如何應付日益高漲的生產成本，深圳利用「三來一補」這種勞動密集型模式正合港商心意，而深圳則樂意以低廉勞動力進行「原始積累」，為日後經濟起飛打下基礎。港深互利合作、前店後廠的模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拍即合。

深圳也經歷過起落跌宕

正如香港一樣，深圳也經歷過幾次起落跌宕。上世紀90年代中經濟特區政策變動（逐步取消特區優惠政策）、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車，大量產業沿着高速公路向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東莞遷移，結果東莞在幾年內就取代深圳，成為全國最大的台商和港商生產加工集中地。

深圳經濟失去「三來一補」產業而大幅下跌，被迫走向「模仿」製造，隨後10多年深圳在全國形成了「山寨」城市的印象，工業則從加工貿易轉向模仿（說得更直接是抄襲）創新的時代，華為、中興、招商、平安等深圳企業品牌都是這段轉型期冒起的。

然而，以模仿方式形成的大規模生產能力並不能令深圳擺脫困境，到2003年，深圳經濟陷入了另一輪衰退，大量企業持續流向內地生產成本更低的地區，深圳跌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當時就出現了「深圳，你被誰拋棄」的大辯論。

到2010年前後，深圳開始轉入創新轉型之路，逐步擺脫模仿抄襲，組建45個產學研聯盟，培育70家集基礎、應用研究和產業化於一體的新型研發機構，新技術、新產業、新創意成為了深圳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香港經濟也經歷了幾次轉型，從工廠北移，到為國企融資、向大陸提供金融和其他專業服務，這幾個階段的轉型都十分成功。從2000年代開始，香港循CEPA途徑可以進入大陸市場，但進程並不順利，人、財、貨的自由流通仍然面對各種障礙，令轉型進入樽頸地帶，無法突破，最後經濟增長只能由資產增值（房地產）帶動。大灣區對香港未來最重要作用，就是為香港提供一個一體化市場，令香港的人財貨能自由進出，擴大香港的發展空間。

深圳科技發展有國家資本作後盾

深圳GDP是在2018年超過香港的，但仔細計算，深圳就業人口逾1000萬，香港只有360多萬，隨着深圳產業升級，GDP總量超過香港是遲早的事。1980年深圳國企員工佔企業員工比例為83%，到近年僅佔9%。國企員工雖少，但深圳市國資委管理的國有總資產已經超過3萬億人民幣，位居全國第三，國企成為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孵化器；換言之，深圳的科技發展背後有強大的國家資本作後盾，香港卻完全沒有這種條件（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