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電視劇、電影不斷講山西票號的故事，是有其道理的，因為票號作為明清時期在山西發展起來的金融機構，在中國金融發展的歷程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也是我們銀行業的前身。
那麼，票號是做什麼的？在山西出現票號後，又是如何推廣到其他地方的呢？
票號興起的經濟推動力
票號跟錢莊不同，它興起的關鍵原因是長途貿易的上升。票號可以幫商人匯兌，就像今天的匯票一樣。
假如當時有位山西商人張三，要到江蘇去買10噸茶葉，其價格可能近5萬兩銀子，然後運回北方做成磚茶，賣到蒙古和俄羅斯。如果沒有票號，張三會難辦，因為這麼多錢，他會給江蘇賣方說「如果貨不到山西，我不能給你錢」，而對方說「如果先不付錢，我就不能發貨！」就這樣，交易無法做。
那麼，張三怎麼辦呢？當然，一個變通辦法是他派好多員工，每人運上一大車銀子，千里迢迢，從山西跑到江蘇。中間既要小心強盜搶劫，也要小心自己的僱員反叛。等把銀子運到江蘇，對面的商人看過銀子，覺得沒問題之後，再把茶葉拿到手，運回北方。這樣做的風險太大。
有了票號，張三的交易就好做多了。首先，他可以到山西本地的票號分號，把買茶葉的錢存進去，和票號掌櫃說要匯到江蘇，但要票號先寫一張匯票，然後撕成兩半，給張三一半，票號拿一半。付百分之一的匯費，張三就可以帶着這一半匯票，輕裝趕往江蘇。票號這時候當然也不會閒着，他們會把另一半匯票送到江蘇的分號。等張三到了江蘇，給茶葉賣方看手中的匯票，讓對方發貨後就馬上得到匯票的一半。賣方拿着這一半匯票，到票號分號去對正另一半，即可提出現銀。到此，交易就算做完了。
從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就跟今天的網購一樣，買家賣家互不相識，買家先付款，怕賣家不發貨；賣家先發貨，又怕買家抵賴。票號在這個過程中解決了信任問題，提供雙方都能認可的信任，因為山西票號在各地生意做多了後，自己就建立了被廣泛認可的信用，充當「支付寶」的作用。就這樣，張三一旦出示匯票，對方就相信他的確已經在票號存好了足夠的錢，這筆銀子不會缺斤少兩的，而且自己拿着匯票去票號，一定可以兌出來。這和當初的支付寶機制是一樣的：買家先把錢打到支付寶上，賣家知道後，明白支付寶不會吞了這筆錢，就會發貨。買方收到貨，有問題可以向阿里巴巴投訴，沒問題就簽收。等雙方問題解決好，錢再從支付寶轉到賣家。
票號發展到後來，也提供存款和放貸業務，因為如果你經常和票號打交道，是票號的熟客，票號還可以給你信用貸款，也可以吸收你的存款。比方說，買茶葉的最好季節到了，但張三的應收賬款很多，暫時還收不回來。如果他不想失去這個商機，怎麼辦呢？張三可以跟平時相熟的票號商量好，讓江蘇那邊的分號先把錢墊上，過幾個月再把墊的錢加上利息和匯費，一起還給票號。這種轉變，就跟今天阿里巴巴先做支付寶，然後轉變到餘額寶一樣。或者說，是阿里巴巴複製了當年票號的做法。
山西票號是如何推廣的
那麼，是不是有了業務需求就能發展出遍及全國的票號網絡呢？當然不是！特別是對於跨地區匯兌這種業務，信任是非常關鍵的前提。沒有跨地區的信任網絡，金融業務就難以跨越疆土。
就以我的湖南老家為例。票號起源於山西，但如果不能在其他各地立足，其業務就很難發展，一個巴掌打不響的。那麼，票號來到湖南的經歷是怎樣的呢？1825年，康紹鏞從廣西調到湖南當巡撫，來作省長。他是山西興縣人，當時屬於太原府，今天隸屬呂梁市。在他調來之前，湖南只有4家票號分號。他在湖南巡撫的位子上幹了五年。短短五年間，當地票號增加到16家，是之前的4倍。其中，擴張最厲害的，是太谷縣的4家票號，而太谷縣當時也屬於太原府。這4家票號，分別叫錦升潤、大德川、三和源和大德玉，大股東是太谷縣的常家。常家後來在1923年編了一本家譜《常氏家乘》，記載了祖上和康紹鏞交往的故事。
1830年，康紹鏞離開湖南，調到工部。之後的30年裏，湖南的山西票號只增加了5家。票號在湖南發展的另一個黃金年代，要等另一位山西人的到來。1861年，山西汾州人白恩佑調到湖南當學政，相當於現在的教育廳長。汾州和太谷一樣，也是山西票號集中的大本營。學政管教育，主持一個省的科舉，管理一個省的學生，影響力很大。白恩佑自己也是有名的文人雅士，山水畫很有名氣。他在湖南只待了三年，但這段時間，湖南的山西票號多了5家，增量跟之前30年裏一樣多。白恩佑1863年調走後，一直到辛亥革命，湖南的省級層面都沒有山西官員。而這幾十年，票號的數量也沒有增加。
所以，在將近100年時間裏，山西票號在湖南的發展有一個特點：有山西官員的時候擴張快，沒有山西官員的時候擴張慢。
這個現象是否只是湖南的特色呢？
蘇州府與松江府的故事
江蘇、浙江歷來都是經濟重鎮，貿易都很發達，但江蘇的票號數就遠多於浙江。就以蘇州府和松江府兩個府為例，其中松江府位處今天的上海市內，有一個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山西徐溝人喬松年。徐溝縣當時歸太原府管，現在是太原市。喬松年20歲就中進士，30歲當上松江知府，之後為蘇州知府。清朝時期，蘇州是江南地區最繁華的大都市。當時國內有三條很重要的商路：一條從東北通過海路到廣州；一條從北京通過京杭大運河南下，然後再通過贛江水路到江西等各個省；最後是橫跨大半個中國的長江商路。這三條商路都交匯於蘇州。所以，當時的蘇州知府，管着全國的貿易流動。後來，喬松年又被調去揚州，做兩淮鹽運使。壟斷食鹽是古代朝廷很重要的一塊收入，而當時兩淮又是全國大部分食鹽的來源地。再後來，喬松年又任江寧布政使。
喬松年在江蘇任職期間的1853-1863年，也是山西票號在蘇州和松江一帶發展最快的十年。蘇州原來有7家票號，十年之後增加到11家；松江府更多，從9家增加到23家。對比一下，在喬松年離任後的三十年，蘇州城只增加了3家票號，松江府只增加了5家票號，都比不上前十年的擴張速度。
相比之下，浙江的杭州府也是商業重鎮，但在1823-1911年間幾乎沒有山西籍官員去那裏任職，杭州的山西票號數即便在最多時的1883年，也只有6家，不及松江府同期票號數的1/4。
實際上，香港大學馬馳騁教授和他的同仁通過對全國各省的量化歷史研究發現，湖南、蘇州、松江的經歷並不特殊，而是全國範圍的普遍現象：當地有山西籍高官任職，比如總督、巡撫、知府等，都對山西票號在當地擴張有正面影響。這些歷史經歷當然似曾相識，為什麼呢？
今天講的第一個要點是，長途貿易的發展催生了山西票號。具體說，票號提供方便的匯兌服務，在交易中間充當可信的協力廠商，後來也為一部分客戶提供貸款和存款服務。其次，在現代跨地區市場體系建立之前，不同地區之間的商人信用網絡還沒有建立，這尤其挑戰異地金融交易的發展。「同鄉」尤其是做官的同鄉成為跨地區擴展業務的商人的最自然選擇。山西票號在全國的擴張受益於山西籍官員的幫助，「朝中有人好辦事」。當地有山西高官，票號擴張速度就會加快，這使山西票號網絡快速膨脹。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陸上絲綢之路從漢朝慢慢開始發展起來，但是，票號是明末清初才開始出現。在票號出現之前的1000多年裏，絲綢之路上的長途貿易是怎麼解決交易支付問題的？靠什麼解決「你不發貨，我不付款」、「你不付款，我不發貨」的挑戰的？在今天的「一帶一路」上，這些挑戰怎麼解決？不同貨幣的存在帶來什麼問題？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