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實施前夕，我在此欄撰文，題為〈香港會否進入以言入罪的時代？〉(《am730》，29.6.2020)。日前警方國安處以譚得志（快必）涉嫌發表煽動文字，將他拘捕及檢控的行動，給我一個清晰和肯定的答案。警方原來是想引用《國安法》起訴譚得志，後來諮詢律政司意見後，認為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的煽動罪提出檢控較為適合。
這條政府認為「較為適合」控訴譚得志的罪名，其實是過去半個世紀（包括香港回歸後23年）沒有動用過的。有關條文對煽動意圖的定義包括「引起憎恨和藐視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政府在法庭上指控譚得志發表的煽動文字，包括「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黑警死全家」、「721唔見人，831打死人」、「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等。
記得今年4月，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出席「國家安全教育日」時，稱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下工夫，「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激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今次政府對譚得志「執行」的法律，就是「激活」殖民地政府自1967年暴動後也沒有用過的嚴刑峻法。相比之下，《港區國安法》有關「憎恨中央或特區政府」的罪行是需要「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並要包括「通過非法方式」和「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現在特區政府認為之前殖民政府已棄用的法律，較中央政府為了維護香港國家安全而度身訂造的法律更為適合，令人產生時光倒退50年的感慨。
維護國安必要之舉？
特首林鄭月娥認為，這次檢控無關言論自由。這個說法不符合邏輯。政府認為發表引起他人憎恨或藐視政府的文字必須懲處，當然是關乎言論自由可容許的範圍。現在的爭拗是此舉是否合法，包括《基本法》和政府須遵從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不知道在決定起訴前，政府可有考慮過這宗案件對內和對外會造成多大影響。例如，對內，利用此舉震懾港人，令他們不敢指責政府或警方處事不公不義，是否維護國安必要之舉？對外，這個與西方法治背道而馳的行為，會否損害外國投資者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信心？
再者，假如政府打贏這場官司，這是否等於香港從此穩定繁榮？假如政府最終依然是打輸官司，中央會否接受裁決，還是會透過人大釋法，或修改《國安法》，改變結果，藉此彰顯行政凌駕司法？最後，天真地想，政府撤銷檢控會否是個更顧全大局的選項？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