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控制小小香港,北京付出超高代價

過去德國都與美國保持距離,香港問題導致了突破。德國作為歐洲的龍頭,其取態有可能影響其他歐洲國家,為中國外交帶來更多壓力。

一向謹慎處理對華關係的德國,加入了中止與香港引渡協議的行列,對中國外交帶來新的打擊,而且這個打撃不輕,帶有戰略重要性。

值得細味的「新冷戰宣言」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較早前發表對華「新冷戰宣言」,不點名指有一個歐洲國家因為顧及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而不敢得罪中共。如無意外,他所指的國家就是德國。

「新冷戰宣言」是一份重要文件,有不少地方值得細味。其中一點是蓬佩奧呼籲西方和其他民主國家携手對付中國共產黨。美國領導的新冷戰聯盟在過去半年逐漸成形。首先,美國與英國一向有特殊關係,是聯盟的核心。然後有英語系國家組成的「五眼聯盟」,包括美英加澳紐。在亞洲,美國與澳洲、日本和南韓一直有軍事合作。最近美國正式反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立場,是為了爭取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歸邊。近年美國把太平洋戰略修訂為印太戰略,則是爭取和與中國爭奪南亞地區主導權的印度結盟。

歐洲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上與美國相近,但本來不太想介入中美角力。尤其是特朗普事事「美國第一」,美歐關係近年陷於低潮。親美的歐洲領導人寥寥可數,並且只局限於影響力不大的東歐國家。

歐洲最重要的國家是德國。近十多年德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中國市場。德國對華態度溫和,美國一直有微言。就貿易戰、華為(科技領導權爭奪戰)以至新型冠狀病毒疫症等問題,德國都與美國保持距離。香港問題導致了突破。德國作為歐洲的龍頭,其取態有可能影響其他歐洲國家,為中國外交帶來更多壓力。

一年多前反送中運動開始壯大時,恐怕沒有人想到這個運動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產生這麼大的影響。(亞新社)
一年多前反送中運動開始壯大時,恐怕沒有人想到這個運動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產生這麼大的影響。(亞新社)

上月中,中國外長兼國務委員王毅在一次講話中向美國伸出橄欖枝,美國不領情。因為目前國際形勢對美國主攻有利,形成這個有利形勢的關鍵因素正是香港。與其他話題不同的是,差不多所有西方國家在香港的利益是一致,就是他們都希望香港原來的一制能夠維持,不想香港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

另外,西方和其他民主國家有目共睹香港市民奮起捍衛自己的人權、自由和人身安全。香港人不是特朗普,我們的維權行動充滿道德力量。這些國家的人民、政客和政府就香港問題的立場分歧不大。面對巨大道德壓力和本土民意,這些國家的政府很難不表態支持香港人的訴求。

北京順勢落實全面管治

一年多前反送中運動開始壯大時,恐怕沒有人想到這個運動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去年8月初,北京對香港問題的定調是「止暴制亂」,簡單來說就是要控制住香港的局面,同時也不想香港問題演化成為香港與中央的矛盾、香港人與內地的矛盾,甚至於成為國際問題。所以去年8月林鄭政府還會與「有心人」交流怎樣搞「對話平台」,也做了一場市民對話會。到9月初《逃犯條例》修訂亦正式被撤回。

無奈北京以至特區政府始終被極左觀點主導,在關鍵問題即警暴問題不讓半步。騎虎難下,北京改為用大棒政策壓服港人,以控制香港。於是去年10月出現了用實彈,禁蒙面法,禁制和平示威集會等等舉措。可是這些舉措反而激起更大的民憤,香港亂局更難收拾。眼見特區政府無法穩住香港,北京不是迷途知返,反而是加倍上綱上線,把香港問題定性為國家安全問題,順勢落實全面管治。

北京不會估計不到這樣做會令到香港人更加離心,但他們的計算應該是只要穩住了局面,日後收拾殘局有的是時間。可是,國際關係是性質完全不同的一個戰場。北京會估計到對香港的高壓將引起一些國家的不滿,但究竟有沒有作出充分的估計呢?尤其是美國發動的「新冷戰」,其深度與廣度是半年前無法想像得到。現時任何一個國家就香港問題採取一些北京不高興的措施,北京都説要反制。但如果十多二十個有分量的國家輪流出牌,北京就要四面出擊,這是兵家大忌,亦正好為美國所利用,鞏固制約中共的聯盟。

因為要控制小小的香港,北京付出了超高的代價。美國司法部長巴爾較早前在一個關於對華政策的演講中説,中國的所謂”win-win”其實是中國贏完再贏。但在香港問題上,現時是「全輸」局面。香港固然受重創,但中國外交亦陷入窘境。如果形勢再惡化,中國對外各方面交流都會萎縮。中國經濟體積雖然很大,但很多領域仍是屬於發展中水平,產業鏈並不完整,在高增值環節仍遠遜歐美日。沒有一個友善和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整體發展會有重大挫折。中共愛説要防止激進的抗爭者令到香港攬炒,但他們的對港政策其實正在為中國帶來規模不知大多少倍的攬炒。對國家安全危害之大,莫此為甚。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