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根本功能在保障人民的生存和生活，除了乾淨的空氣、無害的飲水、最低限度的溫飽，恐怕就到居所，因為有適當的居所，人才能展開家庭生活，生兒育女，照顧父母，工作勞累時可以回到舒適和溫馨的基地，家人互相扶持，休養生息，補充能量，然後精神抖擻地再投入工作，與全體市民共同建設美好的社會，可以說，溫飽之外，住屋是社會安定之本。
可惜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在財勢人士的影響下，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誤入歧途，導致今天出現公屋數目嚴重不足和遠離民生水平的私人樓宇「癲價」。香港人的住屋困難持續多年，民間尤其是年青一輩的怨憤不斷累積，2014年底「佔領中環」表面上是政治事件，但是普遍和難以宣洩的怨憤恐怕才是真正的社會背景，因此我們需要回顧香港房屋政策的概略歷史，然後才能談怎樣走出困局，為社會長遠安定創造條件。
誤將「地產」作為促進經濟新引擎
英國殖民地政府一向不與香港基層華人社會交往，但是1953年石峽尾木屋區大火，超過五萬人家園盡毀，如不妥善處理，大有可能造成社會動蕩，政府不敢怠慢，一年後原址建成八幢六層高的「第一型」徙置大廈，安置火災災民，成為多層公屋的鼻祖。1967年社會動亂之後，施政主調是確保社會穩定，政府相繼推出多項爭取華人社會支持的措施，重中之重是1972年展開「十年建屋計劃」，為180萬人提供廉租居所，1976年更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成為居屋業主（註1），此後20年，社會瀰漫安居樂業的氣氛，是香港社會安定的黃金時期。
1990年代開始，香港富裕起來，時勢讓一批地產商成為富豪，人們羡慕之餘開始模糊了住屋的概念，「用來住」的房屋變成「投資」的資產，不少人為自己居住的單位升值而高興（儘管他們賣掉物業後其實無家可歸），而未能醒覺樓價飇升會對未來置業者造成的困難，少部份「醒目仔」則透過投資，藉樓價的升浪而發財，成為新一代富翁，以致不少人被「地產」迷倒，錯誤地認為「地產」是促進經濟的新引擎，2005年出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是其中一個，在他眼中：「房地產市場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基礎，與民生息息相關，對不少市民來說，房屋是他們最重要的資產。」（註2）徹底地忘記了房屋是市民居住之所的基本概念。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驟起，隨後全球經濟低迷，香港的樓價跟其他地方一樣下跌，業主直覺上感到蒙受損失，地產交易淡靜，地產界喊苦連天，在財勢人士的壓力下，2002年香港政府屈服，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孫明揚宣佈9項「穩定樓市」政策（註3），包括：停售居屋，大幅減建公屋，停止定期拍賣土地，由地產商透過「勾地表」控制土地供應等，結果土地供應大減。
「地產霸權」難逆轉
2005年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迷信「房地產市場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基礎」，緊守「穩定樓市」政策，土地供應長期減少，房屋供應相應下跌，到了曾蔭權執政後期，建屋量不及2002年的四成。香港政府經常說「小政府，大市場」，2002年實際上以政府行為扭曲了市場，給地產商鑽了空子，操縱樓價，颷升至普通人不能負擔的「癲價」，地產商得了暴利，市民變相向地產商「交重稅」，成為隱形的奴隸，工商百業則長期捱貴租，大家辛苦勞動的成果都變成地產商及「投資者」的富貴，一則貧富懸殊加劇，二則住屋問題惡化，劏房湧現，成為1960年代滿山木屋的翻版，只不過今次的惡劣居住環境隱藏在多層大廈之內，到了最近，癲價逼出了小得可憐的「納米豪宅」，成為香港國際大都會的黑色喜劇。
2011年，曾蔭權終於承認錯誤的政策導致樓價急升到超出市民負擔能力，同時宣佈復建居屋（註4），但是為時太晚，樓價上升已如脫韁之馬，難以收拾，市民則已經形成「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的印象，民怨積累醞釀，社會不安氣氛漸成。
2012年政府換屆，梁振英政府取消勾地表，從地產商手中奪回土地供應的主導權，積極開展建屋工作，可惜土地供應鏈已經斷了多年，土地短缺的現象不能一下子扭轉，建屋的工程又動輒需時數年，五年之間市民看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更不幸的是在銀行利息趨近零的情況下，各地游動資金湧到香港，尋找投資高回報，進一步推高樓價（見2017年3月21日文章，註5），香港人「上樓難」的苦惱遲遲不減，焦急卻不斷增加，社會躁動持續增溫，碰上社會各方面矛盾的觸動，2014年底的「佔中」只是必然中的偶然，事實上可以說無可避免。
解決「上樓難」 抑遏炒賣生活必需品
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政府必須嚴肅地處理好「上樓難」的問題，應視「市民有屋住」為己任，以多元方法提供市民能負擔的住屋，以及把失去提供可負擔住屋功能的私人房屋市場，導回正軌。
政府應做和能做之事甚多，在供應方面應增加土地供應和多建公屋、居屋，在需求方面，則應該以抑遏地產市場的投機成份，在既有的「雙辣招」之上，增添手段，例如空置稅、資產增值稅、限制外地人購買等，總之要讓市場恰當地提供本地市民真實需求的住房。有人會說香港奉行「自由市場」，政府不應干預，但是當市場不能供應市民能夠負擔的生活必需品時，「自由市場」等於失效，徒具虛名，我們不可能再迷信，正如最近內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註6）。
香港房屋政策必須重歸正軌，基礎是視「住屋」為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給某些「醒目仔」不勞而獲地賺錢的投機工具，至於市民，我們必須重整自己的看法，視自住的居所為「家」而不是「投資」，不要為價錢起落擔憂，更不應因為樓價下跌而大罵政府，否則一個不小心，政府給罵到心怯，再搞出甚麼「九招」，香港重新跌入樓價飇升的輪迴，則是香港人的大不幸。
註1 香港房屋委員會網頁 「公屋發展歷程」
註2 2008年10月施政報告
註3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 2002年11月13日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聲明」
註4 2011年10月施政報告
註5 《灼見名家》 2017年3月21日 「香港人無屋住的根本原因在『地產投資/投機』」
註6 《香港01》 2016年12月16日 「中央經濟會議：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