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9年11月16日，國史教育中心邀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陳學然博士擔任演講嘉賓。主題為「五四運動在香港」。以下為內容摘要：
蔡元培：救國不忘讀書
我看到蔡元培墓被毀時，感到悲痛、遺憾、憤怒，百感交集。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一職時留下字條「殺君馬者道旁兒」。當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時，提出訴求便可，無休止罷課是解決不了事情的，要由在社會有經驗的人解決國家問題。學生應該回到課室裝備知識。所以蔡元培以解決不了學校的風潮而辭職。
蔡元培說過，學生不能夠常年累月忘情於救國運動乃應謹記學生的讀書求學本分，要積累知識以實踐長遠的救國目標才是上策，故他提出「救國不忘讀書」的名言。
他勸諭學生「萬不可再用學生名義，尤不可再以學校為集會之機關」。他內心裏十分希望能夠維持學校成為大家安靜求學的地方，不要把複雜的政治問題帶進校園裏。
蔡元培成為國民政府教育總長時，在1928年禁止所有學生運動。學生運動在1920年開始已經變質，變成政客政黨操控學生的運動，做出破壞行為。
1927年蔡元培主張清黨，但他作為國民黨元老，與蔣介石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會濫殺無辜。蔡元培也拯救共產黨人免被槍決。蔡元培1940年離世，毛澤東形容他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梁啟超胡適對學生運動轉趨反感
大家談五四運動只談上半部，說它如何偉大，而不知下半部，不知它如何變質。
五四運動一周年後，學生領袖羅家倫注意到學生群體出現精神變異情況。1919年「六三運動」勝利後，產生「學生萬能」的觀念，以為我們什麼都能辦，於是養成好大喜功壞習氣，不再專注學業，寄情於干預校內、社會所有事，導致學風萎靡，思想頹廢。
梁啟超總結五四運動一周年，敦促學生不要再沉醉於學生運動，希望學生們在政治抗爭後，要以文化運動為追求目標。
魯迅之弟周作人在1924年5月13日發表〈一封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信〉。「中國自五四以來，高唱群眾運動社會制裁，到了今日變本加厲，大家忘記了自己的責任，都來干涉別人的事情，還自以為是頭號的新文化，真是不憐憫者。我想現在最要緊的是個人解放，凡是由個人自己負責去做，自己去解決，不要閒人在旁吆喝叫打。」
胡適曾是學生運動的領袖，但於1925年便開始很不滿意學生運動，更作出嚴厲批評：現在有許多人高談「取消21條」，而不知道「21條」是什麼，大喊「打倒帝國主義」而不知道帝國主義是什麼。口口聲聲自命什麼主義的信徒，而不知道這個什麼主義的歷史與意義？這樣的人就不配叫做「學生」，更不配做什麼學生救國運動。
學運之流弊與精神病痛的反思
學生群體本由針對國家層面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目標，在1919年6月3日六三運動後，擴展為改造社會，改造國家。學生群體進一步動員社會大眾，自作國家社會的主人。
學生只是身份，不是職業或社會職能，更沒權沒勢，要改造和社會或動員群眾本來不易，一旦缺乏群眾支持。沒後援的學生在街頭運動裏難以實現目標。學生失去商賈與社會大眾支持，社會地位處於孤立無援的窘態。
能提供資源，後援的政黨、政客滲入學運、主導學運，致使學生加入政黨、學運政黨化。一些激進學生在這時候反而成為了政客、政黨吸納或收編以成為黨同伐異、攻擊異己的政治工具。
學生團體孤立無援，而積極干預政事的行為也使他們成為各個政黨爭取利用的對象。
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自覺性與自主性，慢慢受到消解。
五四運動在香港二之一
本系列文章：
名家講座三：趙雨樂教授主講之《萬物有情: 從器物看唐代的宮廷故事》
日期：2019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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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246號東慈商業中心1901-19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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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12月5日（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