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獲知鍾逸傑去世的消息時，我在北京，仰望着遠方朝南的天空，似乎看見天邊一棵孤清老樹，最後的一片樹葉隨肅殺秋風飄落於地，然後戛然而止，他的一生就這麽定格了。
這一棵老樹的樹苗遠從英國牛津大學移植而來，在香港的泥土裏生根，枝葉繁茂鬱鬱蒼蒼；正如世間沒有恆久不變的事物，想起周勇平曾說「流動的，會流走，停滯的，會乾涸，生長的，會枯萎。」是的，他走了！離開了人間，與香港永別了！
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於1957年來到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擔任過舉足輕重的要職，包括新界政務司、布政司、署理港督等。新界這一片廣袤的土地，就是在他的手上翻天覆地的改變，所以他有「新市鎮之父」之稱。他與新界鄉紳有着千絲萬縷的情誼；諸如：鄧乃文、陳日新、黎國耀、劉皇發等等，他與新界鄉議局的交集更是不在話下，我在鄉議局檔案中可以看見自70年代至80年代每個月都有與鍾逸傑開會的會議記錄。雖然他改變新界全貌，但在其中一件讓我黯然神傷，掩卷嘆息的會議記錄是，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的承諾，（這可以說是他對新界土地用途的改變當中，曾對原居民答應的承諾，結果並沒有兌現）的遺憾，而我也相信沒有兌現的承諾，不止這一件。
離鄉遊子的寫照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很多人以為他回「國」了，但直到他離世前，仍然居住於香港。他說：「我對其他地方已經感到陌生了，因為香港有許多朋友，有許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如果我回到英國，可能就像你們中國唐詩所寫：『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唐代詩人黃峭「年深異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不就是今天鍾逸傑或任何一位離鄉遊子的寫照嗎？當我們跳脫了對故鄉的思念，最好的辦法就是立足當下，親愛自己腳下的土地與人民。鍾逸傑擔任新界政務官悠長的歲月裏，正是香港新界滄海桑田發生巨變的時期，掌握這個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包括235個島嶼的新界政務。鍾逸傑怎麼看新界？
我曾拜訪鍾爵士數次，他的家居布置呈現濃濃中英兩國傳統文化風格，有兩尊釋迦摩尼佛祖的石像與畫像，臨海窗前有一排蓮花，還有兩三幅他親筆畫的油畫，油畫裏的風景應該是英格蘭的深秋吧？那深秋的黃葉是否埋藏着他心中如火一般的心事。
他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喝着英國茶娓娓道來：「1898年，李鴻章和港督卜力簽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由於1925年省港大罷工，間接促成原來是「租借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的原居民團體，在1926年經金文泰改名「鄉議局」正式成立。1957至1959年，鄉議局的內部鬥爭嚴峻，面臨幾乎瓦解的命運，結果政府將鄉議局列為政府在新界的法定諮詢機構，從此確立了鄉議局在新界的影響力。」他停歇了一會兒，繼續說：「香港九龍與新界在歷史源頭上就不同，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新界政務司的工作是圍繞新界的土地政策、新界的土地管理，及如何將農村發展成新市鎮為目標。」
雖然，鍾逸傑認為丁屋政策已經與當年黎敦義（Denis Campbell Bray）制定時候的目的不同了。原意是保護村落的傳統文化，在新界土地發生巨變後，不讓其消失在歷史洪流中。而我認為原居民權益已被社會輿論誤導成了特權的概念，表面上，丁屋政策是原居民的特權而實質卻是港英殖民政府以一塊牛排交換原居民的一頭牛，後又被發展商以偷樑換柱手法，轉移了利益。新界原居民可說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自己知。
據了解，鍾逸傑於1962至1967年間任元朗理民官，1973年，鍾逸傑以新界民政署署長的身份加入立法局，擔任議員長達14年之久。1974年4月1日改任新界政務司，與新界鄉紳建立了友好關係，在任期間加快了新界新市鎮的發展。
訪談結束時，他說，偶而仍會去元朗走走，和一班老朋友見見面。他建議我拜訪元朗的老鄉紳，發掘一些值得書寫的新界老故事。
我曾拜訪他數次，見他一次比一次衰老，憶及五個月前為了拙著《被忽略的主角》增修版請他賜序，感覺他像一枝蠟燭，那火焰是愈來愈弱了。在他人生的終點站，他選在公立伊利沙伯醫院，養病期間面對來探望他的人，仍然關心垂問，香港目前情況如何？年輕人如何？他曾經告訴我，他特別關心年輕人！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記得在他的書桌上擺放一張有20多位年輕人圍繞着他，為他賀九十大壽的大合照。鍾逸傑對香港的感情又何嘗不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從他的一生可以看到離鄉背井沒有不好，老年生活形單影隻沒有不好，他為香港新界建設新市鎮固然是好，促成20世紀經濟奇跡，誕生璀璨奪目的東方之珠，是當然的好！走筆至此，我遙望窗外，那一棵天邊老樹，是否已在天上？是否祝福香港這塊土地？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