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從開始就注定是一場持久的拉鋸戰。中美兩國基本上主導了上世紀80年代之後數十年的經濟全球化。很難想像，如果中國的鄧小平沒有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而美國沒有發生列根革命，全球化在此後的數十年會如此迅猛。也正因為這樣，中美兩國的經濟很快就發展出一種高度依賴關係，這種關係曾經被一些美國學者稱為「中美國」（Chimerica），中國的一些人稱之為「夫妻關係」。貿易戰發生之後，很多人根本不相信關係如此緊密的兩個經濟體會脫鈎。從經驗來看，這種緊密的關係並不是沒有脫鈎的可能性，但脫鈎的過程注定是漫長且痛苦的。
所謂的貿易戰，就是一些學者所說的把兩國的經濟互相依賴性「武器化」，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去打擊對方的弱處。不過，正如夫妻關係，即使雙方因為種種原因被逼離異，但可能誰也不會死。中美兩國在脫鈎過程中，短時期內，雙方都會受到很大的傷害，但傷害程度對雙方是不同的，一方相對多一些，另一方相對少一些。美國總統特朗普現在就是這種思維，認為美國在貿易戰中佔盡優勢，中國會受到最大程度的傷害。不過，這種思維本身是有問題的。如果具有這種思維，動不動就利用自己的優勢去傷害對方，雙方何以能確立互利互惠互信關係？如果這樣，兩國關係的淡化甚至分離不僅必然，也是應當的。
中美兩國到底在爭些什麼？從現實主義來說，中美兩國已經發展到誰也吃不了誰、誰也吃不下誰的程度。自中美兩國開始交往以來，美國人對中國有兩種截然不同、愛憎分明的態度，即要麼是「朋友」，要麼是「敵人」；也相應地發展出兩種主要對華政策，一種是幫助中國，一種是圍堵甚至打敗中國。這兩種態度和政策都是美國文化的反映，它們之間不僅不矛盾，反而是有機統一的。
美國是宗教文明，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去改變這個世界，希望這個世界發展成如同美國人所想像的那樣。因此，當美國人認為中國是朝着美國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的時候，他們就高興，就樂意幫助中國；相反，一旦美國認為中國的發展不是其所希望的時候，他們就很不高興，甚至惱羞成怒，要以中國為敵，圍堵中國，打敗中國。這兩種態度和政策不僅僅反映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上，近代以來都是這樣，只不過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中國學習西方 但非變成美國
問題在於，中美兩國都具有文明性，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因此，自與美國接觸以來，中國也發展出兩種對美國的態度和政策，一是以美國為師，向美國學習，二是堅持自己的獨立性，避免和抵制被美國「消化」。中國自近代開始因為落後而挨打，美國是西方最先進的國家，這決定了中國必須向美國學習。近代以來，中國沒有一代精英不嚮往美國，也樂意虛心向美國學習。
不過，「學習」並不是說中國可以變成美國。即使五四運動前後出現了不少的主張完全「西化」的政治力量，但客觀上說，這些力量完全沒有成功的希望。原因很簡單，中國是一個基於文明之上的國家，有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邏輯。不過，儘管中國向美國學習，一旦美國感覺到中國這個學生「不聽話」（即沒有變成美國所希望的國家）時，美國就要懲罰這個學生了。這自然會導致中國強烈民族主義式的反應和抵制。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學習的，並且學得很快，也學到很多，以至於中美兩國的一些學者說，中國的發展是「西化」的功勞。但很顯然，中國不僅並沒有像美國所希望的那樣「西化」，反而變得愈來愈中國。這也促成了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把中國視為美國的「對立」和敵人。
現實地說，誠如鄧小平所說過的，美國幫助中國會使得中國的發展快一點，但即使沒有美國的幫助，中國也會得到發展。新加坡的李光耀也說過類似的話，意思是美國圍堵不了中國，美國圍堵中國會拖慢中國的一些現代化，但阻止不了中國的崛起。不管如何，發展到今天，美國已經完全沒有圍堵和遏制中國發展的能力，中國也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被輕易圍堵的大國。
因此，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中美兩國不得不「和平共存」，要麼是「朋友」間的熱和平，要麼是「敵人」間的冷和平。即使是「朋友」，中美兩國也不會「一體化」，因為兩者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文明。文明可以互鑒，但不可以互相取代。再者，中國不是日本，中國不可能像日本那樣被美國整合進其安全體系。日本被美國整合是具有特殊力量條件的，即日本被打敗。美國不可能把中國打敗，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的形式。就熱戰來說，兩國都是核武大國，熱戰控制不好就會互相毀滅。如果是冷戰，最糟糕的就是形成當年美蘇之間的「冷和平」。即使演變成美蘇式冷戰，只要中國不步蘇聯的後塵，就是說不自我擊敗，美國也很難打敗中國。
回到今天中美關係的現實面，雙方似乎愈來愈對立，情緒愈來愈高漲。不過，如果撇開雙方幾乎高度情緒化到聲嘶力竭的話語，回到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互動，人們或許不會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感到如此的悲觀。就內部發展來說，無論是特朗普的「使美國更加偉大」還是中國的「中華民族復興」，至少在意圖層面，它們的目標是一樣的，用中國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讓老百姓過上（更）好日子。同時，作為兩個最大的國家，雙方對區域或國際秩序都負有一定的責任。兩國的競爭是必然的，但競爭有良性和惡性之分，良性的競爭是需要的，是通往合作的基礎，是互惠的；惡性的競爭則會導致兩敗俱傷。
就經濟競爭來說，美國早期也經歷了重商主義階段，強大之後走向世界，成為世界領袖。今天的中國也差不多已經走過這個階段，有需要和能力變得更加開放。很容易理解，這些年來，當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在西方盛行的時候，中國一直在堅持全球化、更廣和更深的開放。再者，中國也通過「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機制建設走向世界，承擔國際責任。儘管美國因為外部的過度擴張和內部問題，現在要往回走一點，注重內部事務，但相信美國也不會完全關上大門。實際上，只要美國仍然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一個完全封閉的美國是難以想像的，因為資本的邏輯便是開放。由此看來，儘管中美兩個經濟體有可能成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體系，但完全脫鉤是很難想像的。
就各自內部發展來說，中美兩國也各具優勢。美國的技術確實較中國的先進，但中國的技術發展也已經積累到一個較快發展的階段，並且在一些領域已經和美國持平，甚至超越。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消費市場並不比美國的小。儘管美國中產階級的比率較中國高，但中國中產的絕對規模已經趕上美國，並且很快會超過美國。市場規模是中美兩國各自經濟力量的象徵。在開放狀態下，這兩個市場誰也缺不了誰，合作便是互利，衝突便是互損。
西方擔心中國體制的潛在吸引力
就經濟體制來說，美國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過去曾經創造輝煌，但在進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來，在知識經濟時代，這一經濟制度也給美國製造了不小的代價，包括中產階級縮小、財富高度集中、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公、社會愈來愈分化等等。如果美國過度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不能得到改革和調整，更深刻的危機將不可避免。今天美國政府所採納的「貿易戰」方法，肯定解決不了如此深刻的內部問題。
中國已經形成自己的經濟模式，即混合經濟模式。西方把中國稱為「國家資本主義」，但這顯然並不符合事實。根據中國自己的說法，民營企業代表着中國的「五、六、七、八、九」，即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個模式的一些部門（主要是國有企業）儘管經濟效率不如美國，但也具有自身的優勢。國有企業負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避免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機、應付各種經濟危機、平準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等，而其他類型的企業則如美國企業那樣充滿創新能力。中國稱自己的經濟體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的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均衡。儘管這個模式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和改進空間，但其優勢和生命力不可忽視。
在政治上也如此。近代以來到今天，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嚮往西方式民主政治和憲政，但遭到政治人物的拒絕。當然，中國拒絕西方形式的民主並不是為了拒絕而拒絕，而是因為西方體制很難在中國生存和發展。近代的諸多西方式政治實踐的失敗，使得政治精英不得不選擇自己的模式。西方模式不可行，後來蘇聯的模式也不可行，最後回歸到基於中國自身文明之上的模式。1949年之後，經過70年的實踐、改革和調整，發展出內部三權分工合作的機制，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傳統上，三權體制從漢朝到清朝存在了2000多年。現在的三權體制並不是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在傳統之上的創新。
就政治過程來說，儘管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即西方所說的一黨制，但這個黨是開放的，向所有社會群體開放。究其精神，它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而更類似於傳統「士大夫」階層，即統治精英集團。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統治精英集團並非如西方那樣由一些政治家族（即傳統上的貴族）組成，而是向整個社會開放，所以是開放的一黨制。開放的一黨制一方面避免中國演變成西方類型的政黨，另一方面和整個社會關聯起來。因此，在中國，很難出現像西方那樣的「國家—社會」二分法，而體現為國家—社會的一體化。或者說，從國家到社會或者從社會到國家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不是兩個對立的制度實體。
從這個角度來說，儘管中國還是會面對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壓力，但基本政治體制架構不會變，所能做的、也應當做的不是革命，而是不斷改革和完善這個體制。這個體制能夠與時俱進，人們也不能低估這個體制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在國際層面，儘管中國不會輸出這個體制，但這個體制可能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具有參照作用。西方擔憂中國的政治體制並不是因為中國體制會取代西方體制，而是因為中國體制對其他國家的潛在吸引力。西方本來對自己的體制具有無限的信心，但近年來民粹主義崛起所造成的治理危機，甚至憲政危機（尤其是在英美兩國），使得西方對自己的體制變得不是那麼有信心。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可能的外在影響力更感恐懼。
由此看來，中美之間的良性競爭不僅不可避免，也是為世界所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這話說得很到位。的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國家，中美對世界和平與進步負有共同的責任。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