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創意文化的未來

 

上週末承蒙「小明」（詩人韋然）之約與我妻重遊澳門，主要節目是觀賞澳門音樂節的兩場音樂會，餘興是吃澳門美食和參觀瘋堂斜街一帶新開的創意園區。這條街我們從沒有來過，倒是帶給我們一個意外的驚喜。

 

為什麼叫做「瘋堂」？原來多年前澳門真有一個麻瘋病人的拘留所——麻瘋病會傳染，所以必須把患者禁在一起，形同監獄。據說歐洲傳教士初抵澳門時，基於悲憫，在麻瘋病院對面蓋了一座教堂以便照顧，這也是澳門的第一座教堂，如今依然屹立無恙（可惜我們行色匆匆，沒有把名字記下來）。這一帶的房子都是葡萄牙式的舊屋，夕陽西下時，令人有一股淒涼落寞之感。據韋然說，這些房子大多是私宅，都是經過政府勒令整修過的，而政府原有的舊房子在遷移新址後，則留下來作公共藝術文化活動之用，於是各式各樣的小博物館和展覽館——從古物到時裝——在瘋堂街兩側出現了。我用「小」字並非故意，乃是實情，我們瀏覽的幾家博物館都小得可憐，有一家走進去，底樓僅可容身。在這個極有限的空間如何發展藝術？

 

衆所周知，澳門是一個賭城，政府的收入來源以此為大宗；換言之，沒有賭博，就沒有餘錢辦文化。澳門的文化人更是少數，有創意的文化人恐怕又是少數中的少數，更遑論真正欣賞澳門文化的外地人。

 

韋然特別帶我們參觀一個美術館，坐落於街尾小丘上，是一棟三層樓的舊屋，原是廉政公署的辦公樓，遷走之後政府撥給民間藝術團體作展覽之用。負責人陳先生帶我們參觀全場：底層有一個攝影和詩作展，名叫「我城與他城」，兩位藝術家——Veeka來自上海，賀綾聲是澳門人——以影像和詩句作對話，饒有浪漫風味。館長又加上一招，在每一幅照片和詩作下面放了一張白紙，任人塗墨，自由創作，這些詩作大多不成熟，但也偶有佳句。這一個小小的創意空間似乎頗適合吾等業餘人士或藝術愛好者互動，對職業藝術家而言就顯得不足了。北京的著名「七九八藝術區」是一個相反的例子；內中各種工作室、展覽室、藝術家住屋、咖啡館等不下數十棟，這種大型創意園區顯然非澳門負擔得起。原因不在空間有限，而是人才不足，澳門沒有一個夠大的藝術社團（所謂critical mass），即使有資金和創意園區，又如何發展創意文化？這當然是有關當局最關心的問題。

 

我因為早已愛上了澳門這個城市，也不禁為它的文化的將來有所憂慮。

 

澳門是一個古城，葡萄牙殖民者似乎在懶洋洋地享受了兩三百年人生之後，一走了之，除了教堂和粉紅色的殖民建築外，還留下什麼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這個問題，在澳門回歸之後，似乎逐漸被人遺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先天不足的「本土文化」，但這個本土文化依然是一個中葡「混血兒」，應該有其獨特的風格，然而目前我還看不出來。最近澳門似乎吸收了不少大陸移民，「中澳融合」勢在必然。但我仍然希望有更多來自其他地方——包括香港——的移民，創意人才更不可或缺，應該享受特別優待，庶幾可以豐富這個城市的多元文化的發展。一個只有「硬體」而沒有「軟體」的城市，猶如一個人只有軀殼而沒有靈魂。

 

澳門的官方語言依然是中文和葡文並列，音樂會開始前有四種語言廣播：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和葡語；節目單則印有中英葡三文。然而到底葡語代表了什麼？懷舊？還是裝點門面？推而廣之，這些葡式老建築作為創意園區的「硬體」，意義何在？是否也是在裝點門面？或令外來遊客作懷古之幽思？那個週末，各個博物館和展覽館中的觀賞者似乎寥寥可數，附近街頭巷尾的遊客也不多，大陸賭客則絕跡。倒是我們參觀的那個展覽館院內很熱鬧，好像正在舉辦一個本地學生的藝術活動。提高年輕一代的藝術興趣，培養下一代人才——負責人用心良苦。

 

 

參觀後，我頓然感到一份莫名的悲哀。也許澳門除了供人賭博消閒之外，已經變成了一個被遺忘的文化古城。雖然聯合國曾經賦予「世界文化遺產」的虛名，但似乎依然推動不了文化旅遊業。它已經退居中國大陸的邊緣，而其創意文化似乎又成了邊緣中的邊緣，可有可無？

 

也許是基於一份對澳門文化的同情和關切，也許為了更自私的個人理由（在香港的工作太忙了，忙裏偷閒，來澳門度一個週末），我幾乎每年秋天都接受澳門文化局的邀請，來此觀賞音樂節的節目。這一次我特別選了澳門樂團的一場重頭「歌劇雙雄」音樂會，外加一場瓦丁．列賓（Vadim Repin）的小提琴獨奏會。列賓乃國際巨星，演奏精采不在話下；但更令我驚喜的是澳門樂團的演奏，聽來有板有眼，雖然演奏華格納尚未到位，但下半場的威爾第（Verdi）歌劇序曲和選曲則令我大飽耳福。該團的指揮呂嘉在意大利指揮歌劇多年，經驗豐富，駕輕就熟，大展身手，內中有一曲——《命運之力》序曲——我也曾（以業餘身份）在台灣指揮過，但和這位職業大師相比之下，當然是小巫見大巫，聽後激賞之至。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