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分兩種，亦即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施行財政政策的工具是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施行貨幣政策的工具包括控制國家的貨幣供應量和銀行貸款的利率。中美兩國政府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的機構與方法不同。本文比較中美兩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兩地控制貨幣政策的模式差異
在中國，國務院利用控制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來執行財政政策，國務院附屬的中國人民銀行同時利用制定貨幣供應數量和利率來施行貨幣政策。在美國，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是由總統建議美國國會，但是需要美國的議會通過才能執行。美國的貨幣供應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決定。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總裁是由美國總統委任。但是一經委任以後，聯邦儲備銀行的總裁是獨立的。他主持聯邦儲備委員會。該委員會能夠決定美國的貨幣政策，不受美國總統的控制。
中國施行貨幣政策的機構是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屬於國務院，由國務院控制。美國施行貨幣政策的機構是聯邦儲備銀行。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不受美國總統控制。中國施行貨幣政策的工具，包括貨幣供應量和銀行貸款的利率，是由人民銀行決定。中國人民銀行是屬於國務院。中國的總理有權控制中國人民銀行。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是獨立的，不受美國總統的控制。美國制定一個獨立聯邦儲備銀行的原因是不讓美國總統在每四年一次競選以前利用貨幣政策把國家的貨幣供應增加來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國民收入對一般民眾有利。因此是對現任總統的競選有利。因為一般來說當經濟情況良好的時候美國人民的傾向是選現任的總統。讓美國總統控制貨幣供應便會讓美國總統控制他能夠當選的機會。
「規律派」和「酌處權派」制定政策之不同
關於制定貨幣政策的方法，經濟學界有兩派不同的意見。這兩派被稱為「規律派」與「酌處權派」。用英語被稱為“rule”與“discretion”。第一派主張用規律來決定貨幣政策。第二派主張用酌處權來決定貨幣政策。第一派主張用的規律包括把貨幣供應量每年增加的百分比固定下來。第二派主張讓貨幣每年增加的數量由國家的金融機構決定。中國的金融機構是人民銀行。美國的金融機構是聯邦儲備銀行。我的老師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主張用規律派的創始人。他主張用規律的原因是他認為決定貨幣政策的政府官員沒有能力決定適當的貨幣數量。據我的了解，中國人民銀行在決定貨幣供應的時候是利用它的酌處權來決定的。我還記得在1960年代弗里德曼教授訪問台灣。台灣中央銀行的俞國華總裁歡迎他。向他請教如何決定台灣的貨幣數量。弗里德曼教授的回答是把台灣的貨幣數量每年增加若干百分比。這便是說，不用俞國華和台灣中央銀行的職員觀察當前的宏觀經濟情況來決定。台灣也不需要用一位像俞國華的人當中央銀行的總裁。誰都可以擔任台灣中央銀行的總裁。這位總裁只要根據一個規律，像把貨幣供應量每年增加3%的規律，來決定台灣的貨幣每年應當增加的數量。
美國的經濟在1930年代初期發生了大不景氣的現象。美國政府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領導之下，決定利用財政政策把政府的支出增加來解決不景氣的問題。但是政策的功效不大。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致美國經濟的總需求增加。總需求增加把美國不景氣的問題解決了。中國在1930年代沒有發生大不景氣的現象，用不着採用宏觀經濟政策來解決不景氣的問題。中國政府施行貨幣政策發生大錯誤是在194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政府的權力因戰爭的緣故減少了，以致政府的稅收不足以應付支出。政府便用印發大量貨幣來增加收入，結果引起十分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筆者還在廣州居住，生活嚴重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