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代中國史綱》看郭廷以的為人與治學精神

2014年冬，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誕生已經35周歲，距離郭先生殺青史稿時間更接近40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來信，說這一本書深受讀者歡迎，是可以做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的通史性著作，準備擴大發行，邀我為新版寫序。乍聽之下，我先是吃驚，隨即感到高興。英文學術界一本書籍通常只有十年不到的生命，超過十年就有作者寫「壽序」慶祝。郭先生這本書不僅活過十年，更年登「耄耋」，竟然活了將近半個世紀。這固然顯示史學界沒有盡到責任，以更好的通史性中國近代史取其而代之，反而證明郭先生大作通過嚴酷的時間考驗，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的經典著作。雖然我個人沒有機會親炙郭先生，但在他一手創建的近史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輩子，而且擔任所長職務七年，對他締造這一個出版記錄，與有榮焉。對於奉命作序，更是備感榮幸。

郭先生謙稱這部長達60、70萬字的巨作是史綱，其內容卻記述了近代歐美文明對中國的衝擊，把焦點放在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面臨3000年以來所沒有的大變局，向西方國家學習，變法改革，力圖迎頭趕上歐美的歷史，以及在求新求變歷程中遭到的限制、困難、挫折和失敗，下迄國民黨兩次革命，最後在國共競爭中被驅離歷史舞台的經過。在前後長達約450年的時段裏，從高屋建瓴的全局觀點，不但強調國際關係、政治格局、戰爭經過和思想流變等各個面向，也注意社會經濟等其他方面的世變。郭先生自謙此書並非學術著作，但正因為沒有繁瑣腳註，可讓讀者充分領略其價值。

深切的愛國情懷

郭先生治史有兩個特色。第一個是他想要通古今之變的意圖，來自深切的愛國情懷。早在1920年代北伐期間，他就憂國憂民，很想研究當時中國怎麼會淪落成為外有列強侵凌、內有軍閥蹂躪的一個國家？為什麼幾百年來志士能人那麼多，國家處境卻每況愈下？為什麼學習西方，卻始終無法改善國家命運？到底前人經世濟民和「現代化」的努力出了什麼差錯？從研究中國近代史可以得到什麼教訓？第二個特色是，郭先生雖然以這種終極關懷為治史的內在驅力，卻能擺脫極端民族主義的激情，以及反帝國主義的仇恨心理，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客觀理解國情和世變，再知人論事。因此，我們看到他發願蒐集國內有關資料和檔案，尤其大量閱讀國外文獻，再以歷史學者求真的精神，先撰寫工具書性質的史實日誌和編輯參考用的厚厚史料集，等到掌握住世變的脈絡和無數細節，方秉筆直書，既拒絕任何意識形態的操弄，復避免任何政黨派性的牢籠，所以寫出來的中國近代史，允稱信史，可為經典著作。當然在過去50年當中，歷史學者能看到的中外有關史料愈來愈多，台灣大量開放官方檔案和庋藏的文獻資料，中國大陸官方也放鬆對史料的控制和散播，最近更有各種大型數位資料庫的建置，郭先生地下有知，勢必忻羡不已，然而也一定會望洋興嘆，因為活到現在，他更不可能盡讀天下有關史料。有些學者根據和參考新出史料，撰寫通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但以之與郭先生這本巨作相比，總是感覺不足，甚至相形見絀，因而對郭先生的史學功夫和眼力，更不得不由衷欽佩。

早在1920年代蔣介石北伐期間，郭廷以就憂國憂民，很想研究當時中國怎麼會淪落成為外有列強侵凌、內有軍閥蹂躪的一個國家？（Wikimedia Commons）

我遲至1982年才在台灣讀到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國史綱》。在此之前，念了2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卻對郭先生的為人治學一無所知。1960年代，我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做學生，知道一個叫近史所的中央研究院機構，也知道幾位當時還是青年隽秀的學者大名，卻從來不清楚這個所的所長郭廷以先生是什麼樣的學者，為何值得深入理解和認識。我的老師吳相湘先生，在課堂上教授中國近代史，啟蒙開竅之餘，更介紹了一些前輩學者作為學習榜樣，他提到撰寫《中國近代史大綱》這本小書的蔣廷黻，甚至也提到蔣廷黻刻意培養出來的兩個好學生邵循正和王信忠，卻從來沒有提到更早師事蔣廷黻、替蔣廷黻作研究助理的郭廷以先生。1970年代，我到美國讀書，老師范力沛（van Slyke Lyman）和康無為（Harold Kahn），一是中國思想史名家李文蓀（Joseph Levenson）的弟子，一是美國中國近代史泰斗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學生，都訪問過近史所，與該所年青研究人員頗有來往，但也不記得他們曾在課堂上推介過郭廷以先生的任何著作。直到1982年回到台灣工作，可以買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三年前出版的郭先生大作海盜版，才找來拜讀，也才發現郭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該書取材宏富，敘事精準條理，文字則古樸典雅，而能擺脫國共兩黨的政治桎梏。我嘆息自己孤陋寡聞，奇怪我的老師，不論是國內自居為中國近代史學者第一人的吳相湘先生，還是國外享有盛名的美國中國近代史學者，都從來沒有推崇郭廷以先生的治學成就？我尤其好奇為什麼遲到1979年郭廷以先生才撰就這本足以改變史學界對他印象的史學著作？

這些疑問在我腦際盤桓，一直到我在前輩學者劉廣京、張朋園和呂實強的引薦之下，有幸順利進入近史所工作後，才逐漸得到解答。當時郭廷以先生已經去世，但聆聽他的學生回憶近史所的創所經過，後來撰寫中央研究院院史，又有機會閱讀院裏倖存的檔案，隨後也讀了他的口述歷史和失而復得由近史所出版的私人日記，才逐漸對郭廷以先生有一番理解。我想要讀郭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最好先知道一下他投身近代史研究的緣起，以及後來創辦近史所的辛酸歷程。惟有如此，才知道它為什麼在他逝世以後才能問世，也才知道它為什麼問世之後會如此成功。

羅家倫、蔣廷黻啟發郭廷以

郭廷以先生所以能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名家，與兩位民國名人有很大的關係。一位是五四愛國運動中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羅家倫先生，一位是以研究早期中英關係史成名、後來學者從政的外交家蔣廷黻先生。郭廷以先生在1920年代上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時，師從羅家倫先生，已有志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畢業後，隨羅家倫先生入主清華大學而擔任該校歷史教員，不久便應歷史系教授蔣廷黻的邀請，協助研究中國近代史。郭先生開始蒐集官書和當事人記載，尤其是外國文獻，同時賡續大學時代已著手的史事日誌，不斷撰寫。不出幾年，他便將蒐集整理好的豐富史料，匯集為一帙出版，上起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東來，下迄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對華貿易的專利權為止，前後300年，成為研究明清之際中外關係史的重要參考書籍。儘管此時他已有撰寫通史性中國近代史的壯志，但是內戰外患沓至紛來，歲月動蕩，他為了謀生，在學校教書或在政府機構任職，始終無暇於中國近代史的全面研究，遑論撰述通史性的中國近代史。

1950年代，台灣海峽的局勢逐漸平穩，時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的朱家驊先生，努力恢復中央研究院的學術研究事業，他認為國民黨新敗之後，尤其需要好好研究中國近代史，為中國迎頭趕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失敗，找出問題癥結，從中吸取歷史教訓。最初，他建議遷台後逐漸恢復舊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研究中國近代史。不料該所資深學者向來認為中國近代史是非太多，塵埃未定，不可納入學術研究的領域，拒絕採納。朱家驊院長不得不想另起爐灶，成立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所。他遂邀請在他擔任教育部部長任內曾任司長的郭廷以先生幫忙籌劃，郭先生認為中國近代史的領域浩瀚無邊，尤其需要成立研究基地和團隊，也慨然應允。朱院長沒有想到，他要正式向院士會議提議成立近史所時，竟然遭到杯葛。歷史語言所的院士研究員李濟諸大老，本來就認定近代史不能作學術研究，加上對與中央研究院素無學術淵源的郭廷以先生缺乏尊敬，認為他既無洋博士學位，又不能說流利英語，尤其沒有重要歷史著作，且長期在國民政府內擔任官職，遂說動胡適等其他院士連手投票反對。所幸，朱家驊百折不撓，以生米煮成熟飯的方式，強渡關山，近史所才順利誕生。

郭廷以籌備近史所，可以說是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從一無所有做起，網羅研究團隊，興建研究大樓，大量蒐購圖書和檔案，幾乎耗盡他全部的時間與心血，雖然郭先生因此開創了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並為之奠立不拔之基，然而犧牲了自己做學問的可以達到的高度。從籌備一開始，他慧眼獨具，在朱家驊院長的強力支持下，爭取外交部將其珍藏原始檔案交由近史所暫時保管，並進行整理和研究。

郭先生研究中西關係史，知道外交部的前身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是1860年代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在列強壓力下不得不成立的一個全新機構，負責處理涉及歐美等先進國家的一切事務。在此之前，清朝自居天朝上國，視所有前來叩關的國家為蕃邦或藩屬，而將有關事務分別交由禮部和理藩院負責。在此之後，清朝承認歐美國家不是過去的蠻夷之邦，其文化有優越之處，並徹底改變交涉態度和處理方法。這個衙門遺留下來的檔案，因此可以清楚告訴我們，中國當時如何認識西方，如何與西方使節交涉，如何處理與外國商人和教士有關的洋務，如何向西方學習，有什麼成績，拘限在哪裏。郭先生認為整理和研究外交部的檔案，尤其是這批繼承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量檔案，得以彌補他當年蒐集資料之嚴重遺憾。這應該是他此時全心全力籌建近史所研究團隊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台灣教中國近代史的老師很多，但是能做學術研究的學者似乎屈指可數，郭先生爭取他們合作，但一開始就碰到杯葛和婉拒，勉強成軍後，不免有不得其人、不得其力的感覺，他於是特別努力拉拔和訓練學生後輩，率領他們整理檔案，指點他們找尋研究題目，進行研究，並詳細修改他們的學徒時代作品。今天近史所引以為傲的早期出版品中，好幾本專書都是他字斟句酌、批改出來的。他為創造研究環境，爭取外來援助，建立圖書館，並改善同仁生活待遇。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正在費正清、韋慕廷和戴德華諸人領導下進入黃金時代，郭廷以極力爭取合作，並透過他們爭取美國基金會資助。他固然因此把近史所建設成為一流的研究機構，卻引起一些中國近代史學者和文職情治人員的誤會和猜忌，甚至惡言相加，指責他是文化漢奸或文化買辦，出賣國家檔案，逼得他不得不遠赴美國，自我放逐。我的老師吳相湘先生當時是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難怪他跟郭先生同樣重視第一手史料的蒐集和考訂，卻從來不提郭先生領導整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的重要成就。

撰寫通史性中國近代史

郭廷以先生遠離台灣，推遲了台灣史近史所開花結果的時機，但卻為他個人創造了撰寫通史性中國近代史的良機。在他去國兩年克服家庭生活問題以後，終於在1969年得到美國夏威夷、哈佛、哥倫比亞和香港中文大學等幾家大學的資助，繼續蒐集資料，並得以悉心全力撰寫《近代中國史綱》一書。郭先生在近史所編輯出版大量清代官方檔案之際，同時編撰《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一大冊以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四巨冊。為做好這項工作，他派員調查和閱讀台灣可以看得到的官方和民間檔案和文獻，由於深知台灣當局並不鼓勵中華民國史研究，也不願意完全公開相關的檔案和史料，所以組織團隊訪問投閒置散的政治人物和過氣的軍閥將領，作口述歷史，補充和核實史事日誌原稿，也為後來撰寫《近代中國史綱》奠立基礎，厚積學殖。

郭先生在1975年完成《近代中國史綱》，書名與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雷同，蔣廷黻全書只有5萬多字，確類鈎玄輯要，而他史綱的字數卻是十倍以上，至少應有60、70萬字。他在完成這一部巨作後不久，顯然因為心力交瘁而辭世，其家人將文稿送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考慮出版，不知道為什麼原因，全書問世要再拖四年。此時，中國大陸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終於告別毛澤東的不斷階級革命，開始重新向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打開中國大陸的門戶，但不清楚從何時開始，郭先生的大作得以進入中國大陸，並得到當地讀者的歡迎。我在近史所圖書館查了一下，發現這一本書在台灣也曾長期遭受政治干擾或封殺。台灣的南天出版社在1980年取得該書台灣版權，卻為了適應政治氣氛，刪去其中關於蔣中正崛起和失敗的部分，所以原書名後面加上1924年為下限。遲至1994年台灣已經政治解嚴十年，才有另一家叫曉園的出版社出完整版。我感謝甘琦女士給我這個寫序機會，介紹這本經典史作，並簡單介紹郭先生的為人與治學精神。我也想藉機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表達一個建議，最好出版社能藉擴大發行郭先生巨作的機會，進一步考慮進行英譯，讓英語世界的讀者也能有機會分享郭廷以先生的史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