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左）周恩來、（右）鄧小平（亞新社）
80年代，中國有二大重要的思想運動和爭論。一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華國鋒當年堅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胡耀邦反制了這些嚴重的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二是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這次爭論批評了60、70年代完全否定人道主義的觀點；認為「人道主義值得肯定，有必要肯定」。
爭論雙方的差別
（1）過去否定人道主義是完全錯誤的；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宿。馬克思主要就是現代的科學的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馬克思的價值觀和歷史觀。王若水先生更認為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是真人道主義的理論基礎。
（2）對立的觀點認為，不能籠統肯定六、七十年代的觀點；但也不能籠統否定過去對人道主義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把人類社會，社會是由人構成的，人的問題也是要解決的，但不能擺脫社會而把人擺在第一位。馬克思主義首先解決社會、階級、群眾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解決人的問題。
思想解放的春天
這場爭論，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各地報刊發表了大量研究人道主義的文章，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形成思想解放的春天。人文精神真正在高校、知識份子群體，進而在黨內和社會上形成復興的熱點和熱潮。這場爭論延續到1983年紀念馬克思逝世100週年時達到高潮。第二年，全國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討論會——中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第二屆年會在廣東肇慶市召開，等於是由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中共中央黨校、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出面，代官方做了定調和初步結論。雖然大會以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為指導思想的準文件，但也給社會不同聲音，給未來學術探討留下半開放的空間。大會主持者說：「對於這個有相當歷史的，有廣泛國際影響的複雜的學術理論問題，我們理論界研究還不夠，認識還很不一致，因此需要引向深入，以使我們的認識逐步取得一致。」
80年代撥亂反正
回頭看，我們慶幸80年代的撥亂與反正結束了過去的封閉與專制，留下自由思想的溫床，構建了符合世界新潮流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新研究的沃土。中國告別被歪曲和教條化的馬列主義，重新開放式研究馬克思的思想，已經拯救了中國，將來可能有助於國際社會匡正與克服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弊害與危機。當年我們這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受益於這場持續論戰，真正形成自己的世界觀。
左傾錯誤關鍵在高層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毛澤東一早就明明白白強調指出：「領導我們思想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對建國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屆六中全體已經形成明確的文字。為什麼建國以來中共會犯一系列嚴重的左傾錯誤，關鍵在於中共高層的驕傲自滿，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決議》認為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但也承認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愈來愈嚴重。文革的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但不得不也承認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10年之久，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
否定個人崇拜神化運動
《決議》認為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是由於把馬、恩、列、斯著作中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為了真正從根據理論根源上消除各種所謂的誤解和教條，是必須深入進行理論分析，重新理解理論基礎的基礎——馬克思思想的本質。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否定了毛澤東30年的左傾思想，否定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神化運動。只有到了涉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人道主義及異化問題的討論，才克服了以往理論基礎的缺陷和偏差。
在80年代初，當中國的知識份子知道並接觸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理解了《手稿》中馬克思的立場是正確對待整個人類精神文明成果的立場，真是不勝雀躍 。馬克思在《手稿》，以及在《神聖家族》一書中，對所謂粗陋的共產主義有嚴厲的批判：
巴貝夫主義者是粗魯的，不文明的唯物主義者，這種共產主義到處否定人的個性，抽象否定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要求向貧窮的，需求不得的人……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的倒退。恩格斯也認為這些粗暴的人他們想把世界變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間的一塊精緻的東西——科學、美術等等，都當做有害的危險的東西，當做貴族式的奢侈品來消滅掉；這是一種偏見，是他們完全不懂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必然結果。
非常遺憾， 對馬克思理論的學習與研究，20多年來逐漸變冷，被實用經濟學擠壓，被商品大潮淹沒，被西方平庸的抽象口號和簡單標籤覆蓋。當代人類面臨的許多重大的共同性社會問題，當今中國改革30年後也面臨獨有或共同的問題。非常欣慰， 播下龍種不是只能收穫跳蚤，也培育思想的真龍。
目前中國社會允許個人自由的思考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框架同等重要。套用基辛格《世界秩序》的基本詞彙，可以得到這樣結果：
（1）文革中國，沒有自由和秩序，靠革命口號的教條無法維持社會安全運轉，最終產生一大批反對的力量。
（2）沒有改革後中國堅持不搞政治爭論和鬥爭，又穩健逐步消除文革的危害與影響，既抽象維護毛澤東一定的歷史地位，又具體否定一切違背人倫和違反人道的作為，從局部到全部，從個體到群體進行心理傷口包紮，讓時間慢慢撫平傷痕，忘卻創傷，就沒能維持有限的和長效的自由。
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1978年至1986年，一生最幸福的時光，享受着韓山師專和雲南大學校園的陽光。國家也是同樣的命運，「80年代的社會思潮，處在走出僵化一元的人文結構之初和商品社會大潮形成之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摘自筆者青年文稿《雲踪雨痕讀書聲》一書老同學鐘海帆的序言）
周國平先生說：「人是唯一能追問自身存在之意義的動物。這是人的偉大之處，也是人的悲壯之處。」
我們懷念80年代，我們追求真正人文精神的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