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國成功阻截新SARS疫情爆發經驗及其前瞻性意義

如果中國能懂得從2004年多宗發生在北京及安徽兩地的SARS病毒實驗室泄漏事件汲取教訓,以及能像當年般對事件迅速回應,對今天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傷害相信會輕微得多。

去年底,內地出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但官方反應緩慢,延至今年2月,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才表示要將生物安全列入國家安全體系,從體制上防控由生物引發的重大疫情。緊隨的是中國科學院、科技廳、教育廳、衛健委等七個部委聯合發表了一份名為《加強動物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的通知》,看來是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堵塞漏洞。

內地生物實驗室的管理素質為人詬病是不爭事實,至於這就是釀成今次疫症的原因,有需要作出深入審查,但如果中國能懂得從2004年多宗發生在北京及安徽兩地的SARS病毒實驗室泄漏事件汲取教訓,以及能像當年般對事件迅速回應,對今天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傷害相信會輕微得多。

該SARS事件的爆發是2004年4月,距當年肆虐全球的「非典」剛過去不到一年,事發地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北京的「病毒預防控制所」,2003年「非典」疫情平息後,該所被衛生部指定為SARS毒株的6家保管單位之一。總體而言,這是一宗「實驗室安全管理不善,執行規章制度不嚴,技術人員違規操作,安全防範措施不力」,因而出現泄漏,並發展至人傳人和在多人中感染擴散的事件。事件更昭示着在感染發生後,如果得不到及時控制,可引發難以彌補的災難。

當時首位被感染的宋某,是安徽醫科大學在讀研究生,2004年3月7日至23日,她在該所的「腹瀉實驗室」實習,從工作角度而言,她的工作是不能接觸到SARS病毒的。出事的原因,是另一位從事SARS研究的博士生任某,由於需要使用隔壁普通實驗室的電鏡設備,任某在該段期間,曾多次「從磷酸鹽緩沖液中取出了裝着SARS病毒的試劑盒,直接走出了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來到隔壁的普通實驗室,使用那裏的一台電鏡設備」。而她「採用的病毒滅活方法(1%NP40+PBS+1%SDS冰浴60分鐘),沒有經過有效的評價,沒有按規定對每一批病毒的滅活效果進行檢測和質量控制」。因此,本來應該清潔的地方,卻被SARS病毒污染了,最後更傳染給宋某。

這位首被感染的研究生,一直不察覺已染上了SARS病毒。當她有病徵時,還以為是一般的感冒,並往來於北京、安徽的醫院,接受感冒和肺炎治療,而照顧她的母親,更被感染,她母親於4月19日因病情突然加重而死亡。還算可幸的是,事件發生不久,政府迅速反應。在北京病例出現後,衛生部便立即追查,發現宋某和另一位染病者,是來自同一個實驗室,並將疫者病毒株基因序列與北京疾控中心所存病毒株作對比,發現是同源,於是立即封鎖源頭,阻截了另一次SARS的大爆發。

事件最終導致9個SARS確診病例,862人被醫學隔離。這次事件告訴人們,迅速回應,是高傳染病毒得以及時受控、避免大規模擴散的關鍵所在。(事件過程詳見註一所列示文章)

國家衛生部就事件發生原因和責任追究,並於同年7月1日作出通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通報會上強調,這是一起應該避免,而未能避免的重大責任事故。因此,要認真吸取教訓,提高對生物安全重要性的認識,採取有效措施,切實加強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和疾病預防控制工作。(見註2)

「回到未來」式的武漢疫情爆發

事隔十多年,國家經濟是發展了,但內地的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情況,看來未見改善。今年2月,華南理工大學蕭波濤教授的一份題為《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源頭可能性》論文披露,武漢疾控中心的科研項目當中,部分工序是需要從動物身上抽取組織樣本,以提取基因作排序的。但樣本及受污染的物資,都在缺乏適切處理後棄置,實驗室也曾發生過研究員被蝙蝠襲擊,以及研究員濺到蝙蝠血和尿,最後要自我隔離。事件都是發生在2017年及2019年,當時,甚至還有研究員在蝙蝠身上發現了活虱。

該疾控中心距離華南海鮮市場不遠,而實驗室附近的協和醫院,也是這次疫情中首批醫生被感染病毒的醫院。誠然,我們不能據此便表示新冠狀病毒源於實驗室或人工改造,但事發之後政府在應對方面的遲誤,卻實在是令感染不斷擴散的關鍵所在。

遲誤是令感染不斷擴散的關鍵

今次武漢事發初期,中共高層先是低估疫情,說此病毒「可防可控」,後又拖延疫情數據公報。這可從中央高層應早於12月上旬已掌握了第一批確診案例,但卻延至1月20日才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作出批示,指出「必須高度重視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並由鍾南山院士在傳媒上公開病毒可人傳人。導致武漢錯過了控制疫情爆發的黃金時機。

事實上,在12月31日前,武漢只有104個發病個案,但其後每10日便分別以6、9、5倍的速度增加,直至武漢封城。這個拖延,導致病毒在全國爆發。至今為止,全國確診數目已超過8萬多宗,累計死亡人數3000多宗,並成為「全球大流行病」,對中國及全球經濟,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失。

再從另一角度回顧,春節前武漢政府及當地兩大報章,《湖北日報》及《楚天都市報》,到1月18日仍在頭版喧染歌舞昇平。而湖北政府,更於1月13日,連續5天,在武漢舉行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武漢更於1月18日大搞了一個有4萬家庭參加的「萬家宴」。這一類的宴會、兩會、武漢報刊的誤導,實為這病毒擴散,提供了極皆環境。而在全國層面,黨總書記習近平,於1月18、19日春節前仍出訪緬甸,21與22日仍飛往雲南,與當地軍民同賀春節,這又一次削弱了民眾對病毒的戒心。

重提「往事」的前瞻性意義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多難興邦」、「眾志成城」,這都是中國經歷每次大型天災、人禍、劫難後經常聽到的言辭,但事情過去,我們是否有真正汲取過教訓呢?本次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可能遠遠超過想像,其對國家發展的牽制力和破壞性,對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的衝擊力和危害性,都遠遠高於一場戰爭,國家的資源應如何投放,如何做實事?再認真想想,我們又該如何確保下一個十年內,我們不會再次爆發這樣類似的疫情?我們又是否能承受起這樣接二連三的重大疫情打擊?

註一:

(1)鳳凰網,〈一次被即將遺忘的SARS病毒泄露事故〉 ,2020年,2月19日 ;

(2)新浪新聞,〈今春SARS問責事件再追蹤:誰打開了SARS的盒子〉 ,2004年,7月9日;

(3)人民網/人民日報,〈衛生部:今年北京安徽非典疫情來自實驗室內感染〉 ,2004年7月2日。

註二:

人民網/人民日報,〈衛生部通報北京安徽非典疫情原因和責任追究情況〉 ,2004年07月02日。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尹瑞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