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國 把香港比下
今年7月1日，香港主權轉移滿20年。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是「一國屋簷」下的政治特區，也是經濟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香港原有的經濟自由度和營商環境還保持優勢，近幾年仍居全球前列。2016的全球指數，分別排首位和第4位。但是，整體社會的自由度、新聞自由度卻連年下降，這是許多港人感到困惑之處。
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是全球媒體監察的非政府組織（NGO）。不久前公布2017年度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香港急降4位。
在全球180個國家、地區中，香港排73位，比原老牌共產國家（下稱老共）、蘇東波（1991）後走向自由化的蒙古（69位）、匈牙利（71）還低；與波羅的海沿岸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愛沙尼亞（12）、拉脫維亞（28）、立陶宛（36）相比，差距更加大（表1）。
香港原是新聞自由度很高的國際都市。2002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首次出台，香港排名18；後來，從逐漸下降轉為急跌（表2）：2011—2012年54，2013年58，2014年61，2015年70，2016年69。指數的一再下降，突顯新聞、言論自由的潛在危機。
本文以比較研究的視角，述評不同社會制度下新聞自由度的差異，分析差異背後的政治、經濟因素。
香港降到73 台灣升為45
新聞自由度下降或上升的趨勢，先從廣義的華人聚居地區經濟體比較述評。
從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和綜合性的自由指數（自由之家主辦，華盛頓），到國際貨幣基金（IMF）的人均GDP排名等，香港和台灣、中國大陸分列評分、排名。把分別有華族人口70%、24%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也列入，則華族聚居地的量化比較「參照體」有5個。
2017年的新聞自由指數，5個地區的排名（括號內數字，是比2016年的升或降）是：台灣45（+6），香港73（—4），馬來西亞144（+3），新加坡151（+3），中國大陸176（+0）。
如以排60位或上者為「新聞自由度高」，則台灣在這一組，它是亞洲的最高位，比南韓（63）、日本（72）都高。它的排名保持多年上升趨勢（2015年50，2016年51）。
這種趨勢和選舉權的發展、選舉新聞多，促使「無國界記者」把亞洲辦事處設於台北。
新加坡位低 倒數30之內
新、馬和中國大陸的排名，一向很低。中國大陸更在倒數10之內，今年是倒數5，這幾年徘徊在倒5上下。
經濟發展水準的高低，不一定與新聞自由度成正比。2016年，廣義華族地區人均GDP（美元）是：新加坡約5.3萬，香港超過4.3萬，台灣接近2.3萬，馬來西亞約0.93萬，中國大陸約0.81萬。
香港在全球人均GDP排名16上下，新聞自由度高於人均GDP較低的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但是，人均GDP幾乎少50%的台灣，新聞自由度卻比香港高28位。
新加坡早列入經濟發達國家，多年排在10名之內，去年的人均GDP相當於台灣的2.4倍，新聞自由度卻一直很低，今年列全球最低30之內，排位與台灣相差106位、與香港相差78位。
西方發達國 自由指數高
在各類全球指數，特別是自由之家的自由指數（綜合類）、美國傳統基金會（華盛頓）的經濟自由指數及新聞自由指數、清廉指數等，排位最高的一組，大都是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最低的一組，則多半是「一黨領導」的老共。
2017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前10位是：1.挪威，2.瑞典，3.芬蘭，4.丹麥，5.荷蘭，6.哥斯達黎加，7.瑞士，8.牙買加，9.比利時，10.冰島。其中，6和8是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其餘為歐洲經濟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
其他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如奧地利、紐西蘭、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排位在11至22之間；法、英、美，則分別排39、40、43，均在高位組。
排位在倒數11之內的，有5個老共：北朝鮮倒1，中國大陸倒5，越南倒6，古巴倒8，老撾倒11。
蘇東波衝擊下解體的老共，俄羅斯和原蘇聯中亞的加盟共和國，新聞自由指數的排位也很低：俄羅斯148，塔吉克149，哈薩克157，烏茲別克169（倒12），土庫曼178（倒3），前4國是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的成員國。
新聞自由度 涉政治生態
新聞自由指數的高與低、升與降，除關乎經濟發展水準，尚與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態有關。
歷史典籍《貞觀政要．誠信》引唐太宗語：「流水清濁，在其源也。……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就社會現代化與新聞自由而言，所謂水源的清濁，可伸延解讀為孕育和發展新聞自由的良好政治生態，或其反面。
建構良好的政治生態，需有司法獨立的法治，自由的社會制度（包含規範和限制公權、保障人權的機制），具公平競爭機制的完全市場經濟體系，NGO、壓力團體有活動空間的民間（公民）社會；還要有行政中立、具廉政機制的公務員體制（如香港原有的英式公務員體制）。
西方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都有這五大優勢，並成為新聞自由的基石。
「一黨領導」的政體，遠離法治，缺乏良制，沒有完全的市場經濟，甚至仍實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如北朝鮮），更打壓或不容許民間社會；亦沒有行政中立、廉潔的公務員體制，只有官本位的官僚主義體系、常見的假大空現象。水「濁」之地，必然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
中國大陸向來有嚴密的新聞、言論、思想控制，源自列寧、斯大林的蘇聯新聞審查制度積弊甚深。這幾年政局左轉，增強新聞監控和「意識形態鬥爭」，即使是「姓黨」官媒體受到的管制也增多。其在全球新聞自由指數的排名，在倒5或倒4，也就成了「新常態」。
俄羅斯和中亞諸國的原老共崩潰後，列寧、斯大林遺毒深，原來體制弊端的沉澱多，也是「水不清」之地，亦缺乏新聞自由。
港連年頹勢 涉外來因素
相對於戒嚴時期和民主化啟步時段，台灣的新聞自由度大有改善。這關乎21世紀以來民主化步伐加快、兩黨輪替制的建立和發展。台灣居民有充分的選舉權，從最低的里長選舉，到縣、市長和議員選舉，直到立法院和總統選舉，選民都有行使直接選擇權的一票。全民擁有普選權的實現，有助鞏固或提升新聞、言論自由。
香港原也有五大優勢，人均GDP又列發達經濟體之林，新聞自由度本應在指數的高位區，但多年來一直處於下降的頹勢。
頹勢的形成，主要是外來的因素，變相的政治干預，某些極左的義和團式恫嚇，對國企廣告的嚴緊調控，使香港的傳媒生態惡化。內在的因素，是香港沒有普選，行政長官由1,200個選委圈出，衍生689長官、777長官；缺乏民主機制的社會、政府，妨礙新聞自由的發展。
一些媒體的「自我審查」或恐懼性的「迴避敏感話題」，也是重要因素。至於街頭砍殺報紙總編輯和變相「越境綁架」事件的發生，更給傳媒投下難以排除的陰影。
新加坡新聞自由度一直很低，與經濟發展程度、全球法治指數和清廉指數高不相稱。新聞自由度低的主因，是家長式威權政治對新聞的控制偏緊。
本文英文摘譯：http://www.ejinsight.com/20170505—press—freedom—in—hong—kong—is—hanging—by—a—thread/
本文原題〈新聞自由指數港急降台上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