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為《信報》成立45周年，本社將作出一系列報道。本文為「如何打造《信報》系列」第二篇，由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訪問《信報》創辦人之一駱友梅，分享創立《信報》的經歷，內容豐富，將分四篇刊出，以饗讀者。
梁：《信報》在股災發生時成立，渡過了股災之後，又有石油危機和燈火管制。你們如何克服？
駱：客觀上出現的危機，對於新聞工作而言並非壞事。別人說「沒有新聞便是好新聞」，但對新聞工作而言，客觀的危機就是他們要面對的挑戰和機會。《信報》作為專注經濟內容的報紙，怎樣在無財無勢、無權無勇的背景下打開局面？我想每有大事或災難都是爭取讀者的挑戰，報方透過文字發表的觀察、評論和分析是否透徹、對讀者是否有思想糧食的作用，推論是否有準繩、夠不夠份量等，一報的報格與信譽便是由諸如此類的挑戰慢慢建立起來。
梁：當股市興旺，香港證劵交易所承擔不了龐大交易量，因此出現遠東、金銀、九龍等交易所。後來香港政府打算將交易所統一，你們又如何處理上市股份等混亂的資料呢？
駱：《信報》從開始便以股市資訊和分析為力攻的主要環節，遠東會自1969年底開辦以來，接着便有金銀會和九龍會相繼開業，洋人操控、歷史悠久的香港會地位開始改變。四間證券交易所並存，對我們從事新聞的人而言，只是市場需求大的反映。因為工商百業發展到某一程度，擴張業務的集資需求增加。香港會已不足以應付華資崛起的需求。《信報》一直刻意迴避滿天飛的炒作消息和秘辛，從開始評論股市，就是以圖表走勢、行業分析和業績數據為導向，四會並存令我們在製作報價資料的大表上，相當費力，因為當時未有電腦，全是人手計算和編排，為當時的圖表派節省統籌四會數據的工夫。
梁：除了股市分析，當時有沒有其他內容，例如房地產等等？
駱：房地產內容比較少，大約一星期才有一版。
梁：政治版有嗎？
駱：有，政治經濟兩者分不開，財務與投資設分野，我們希望傳遞的訊息以理知基礎分篇幅。
梁：併購潮和上市公司有否幫助《信報》銷路冒起？
駱：對銷路幫助不大、影響非常短暫，而相關廣告在70年代時惠及《信報》不算多，像牛奶公司那樣的併購才有一點生意。當時廣告公司策動宣傳落廣告的計劃，財經報紙所佔的份額微不足道，他們那時的意識只有單位成本高低（CPM），而電視才「有錢掏」，不考慮其他，對經濟報章的銷量是不入法眼。
梁：你們的銷路在1975、76年開始增加，廣告變多了嗎？
駱：不是突飛猛進而是頗為穩定的增長，當銷紙數量和廣告足以維持並有微利時，我們便重新充實報館規模，再次購置印刷機器和廠房。1978年購置台灣製造的印刷機，當初購入那台很好的美國機器，早在經濟狼狽時賣給《東方日報》，是當時行內廣為人知的故事。
梁：其後社址改為北角工業大廈？
駱：1978年報紙剛穩定，便遷往北角工業大廈。
梁：當時與政府關係好嗎？
駱：十分差。
梁：後來才授權你們刊登Gazette（憲報）廣告？
駱：很多年後才有刊登Gazette廣告的資格。1978年以前，《信報》出紙的張數（篇幅）是全香港最少的，試過由一張半減至一大張，後來增加頁數，也極為節制，突然多廣告的話，逼不得已便要抽走副刊放廣告，維持出紙張數和印量不致超出生產線的負荷。
梁：記得《信報》打響名堂是因為林先生的社論，以及你們的副刊，人手方面是由你還是羅治平先生招攬？
駱：最早期的副刊是羅先生組織，由幾位老資格的作者擔綱，由於羅先生在《信報》前後不足兩年，離開後便一直由我物識作者了二、三十年，早期邀請一些比較年輕、且有明確生活態度的作者開專欄，例如寫綠色生活（「野鴿居六號」）的周兆祥，以及政治上態度鮮明的吳仲賢等，都是個性突出的一時之選。
梁：最早受到追捧的是「中區麗人」，韓中旋寫的。
駱：沒錯，韓先生舊學深、才氣高，專欄內容貼近生活現實，男扮女的筆觸，三夾底行文，通俗抵死，很能迎合讀者心理，份外「嬌嬈」。其後張寬義以「楊八妹」筆名寫的專欄，題材不同，風騷近似。與後來出現的女作家圓圓、高潔等的端莊筆墨，風趣不同。
梁：1974年，港督麥理浩設立廉政公署，你們對此事的立論如何？
駱：我說我們當時與政府的關係很差，就是在他的十年任內。麥理浩認同工黨理念，思維行事亦靠近社會主義、富人道精神。當時香港有很多問題，埋伏不少危機，他很急進，處事決斷，行動快且狠。曾追隨多任港督做事的人打過比喻，說麥理浩與尤德相比，兩者最大的差異是，麥理浩出外巡視，見到街巷有垃圾，會馬上喝令，命人當即清理，以後便再少聞問；換作尤德遇上同樣情況，他是當場不會作聲，回去後再命下屬跟進，確保以後不再看到垃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重現。
梁：沒錯，兩者的做事手法截然不同。
駱：設立ICAC對香港來說絕對是一大功德，問題在於麥督行事操之過急，窮追猛打警隊貪污的程度，因為不是既往不究而近乎於帶有清算的成份，對警方士氣造成很大的打擊，結果爆發了1977年的警廉衝突，最後須以頒布特赦令，平息危困。又比如1975年起困擾香港的船民問題，香港怎有條件成為第一收容港、接收那一船又一船的越南難民？我們評論那些事，並不說他要做的事情是錯事，而是評他冒進之力過速過猛，部署有欠周全而難免尾大不掉。由於言論不中聽，《信報》承受了頗大的壓力，自然不是會危及人身安全的那種。
梁：但他最終聽取你們的意見，頒布了特赦令。
駱：不是因為我們的意見而特赦，而是敵不過警察暴動的威脅，要維持安定才被逼讓步。《信報》只是指出危機的嚴重性，要考慮到香港無法承受警廉衝突的後果，但這些話對他來說同樣是不中聽。
梁：但他最後亦順從民意，特赦了那些貪官。
駱：據我們多年的觀察，英國人的管治，特點就是他們有足以專制、專橫的條件一意孤行，斷然行其所是，但優秀的是，他們往往會在最後關頭順從民意民情，不走極端。譬如興建地下鐵與否，當年爭論激烈。有人說用錢築路會帶旺市面經濟，成效可觀，但是花在地下的建設便沒有帶旺市情的界外利益….諸如此類的各種說法。我為此曾問時任財政司的夏鼎基先生，政府是如何拍板定去從。由於當時已有前車可鑑的廉署問題，他的說法是：「民情很重要，可是當民情已容不下理性分析時，政府只能撫順民情。」
梁：如果不興建地鐵，港島區交通幾乎要癱瘓了，到中環要用很長時間。
駱：但興建地鐵也導致很長一段時間交通變得更加混亂，當時各界為此爭論不休。
梁：你們當年是支持的，並非反對。
駱：我們支持，但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支持或反對，評論可有支持或反對的立場，但是採訪新聞的記者不可有預設立場，我是記者。
梁：中文的法定語言地位同樣在1974年麥理浩年代確立，你們是支持的。中文以前是第二語言，是次等的，洋人全都用英文。
駱：因為香港實際上是華人居多的社會，華人佔社會整體百分之九十多，將中文定為法定語言是很自然的發展和決定。正因為麥理浩做事很多，每件事都值得議論，《信報》沒有跟在後面附和，不同意見便是不同道，採訪機會便受排擠，不能參加許多採訪活動，包括簡介會、吹風會，直至他下台後才有所改變。
梁：我還以為當時你們有份參與。
駱：不。我在香港電台工作的時候，曾參與訓練高級公務員怎樣在電視上當發言人，教點諸如怎樣操控提詞機和聲音入咪之類的小節，認識了不少屬高層官員，包括日後比較熟絡的夏鼎基和廖本懷先生等，那是令我們還有助力，不致於斷了政府線要道。
如何打造《信報》系列之二
麥理浩時代《信報》忠言逆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