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巴甸街的「貴婦」──皇仁書院第二代校舍

本文的主人翁──黃作梅（Raymond Wong，1916-1955）就學於荷李活道──鴨巴甸街時期的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而該校之前身──中央書院（舊譯「香港國家大書院」、簡稱「大書院」，即Hong Kong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在1862年創立於荷李活道、歌賦街交界。可以說，從歌賦街到鴨巴甸街、從太平天國到兩次大戰，一條荷李活道見證了該書院的草創及黃金時期，也見證了香港在中英易權之間的起伏跌盪。而黃作梅不只是該段歷史的見證者，也是重要的參與者、推動者之一。

從浸信會到城隍廟──皇仁的草創與焚燬

回首1860年，因為太平天國戰火蔓延，適逢香港作為商埠而勃興，本地華洋人口急增，亟需雙語人才，以利管治與發展。其時，19所殖民政府資助的皇家書館，已無法滿足時代所需，傳教士理雅各博士（Dr. James Legge）遂向殖民政府教育諮詢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建議，將維多利亞城內四所皇家書館合為中央書院，並委任一歐籍人員為掌院及兼任督學，巡察全港各地大小書館，以提升香港的教育水平。

未幾，即得到港督羅便臣及定例局（立法局前身）採納其議，批出港幣20500元，購入「荷李活道──歌賦街」原美南浸信會會堂為校舍。在理雅各舉薦下，蘇格蘭裔史釗域博士（Dr. Frederick Stewart）任首任掌院及全港督學，由是掀起香港教育史新一頁。

1864年時，大書院有學生120名，分中、英文部。中文部以研讀儒學經典為主，包括《論語》、《孟子》、《中庸》等。英文部除英語、地理、數學、歷史外，亦須學習中國經史。1869年，該校開設化學、幾何等現代學科，但校舍及設備漸見不敷應用。中央書院初創之際，其規模已較其餘皇家書館為大，校舍呈H型，兩邊為一層高之教學樓，中間以禮堂相連。然而，每間課室有近百名學子上課，極擠狹之餘，也沒有其他活動空間。殖民政府遂有另覓校舍，以擴充發展。

兩代書院更替孫中山曾見證

據史學家施其樂牧師（Rev. Carl T. Smith）之研究，本地華人早於1843年已在荷李活道建有城隍廟一座，即今PMQ元創方、原警察宿舍位置。（註1）據皇仁書院前校長司徒莊（John Stokes）編撰的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一書所載，該廟宇為殖民時代香港第一座華人社區設施──除作一般祭祀用途外，還起着社區會堂（Town Hall）之作用。當時，鄰居華裔居民，會到城隍廟聚會、排難解紛。及至1852年，由葡萄牙裔的渣甸洋行會計Floriano Antonio Rangel購入荷李活道相關地段，在城隍廟旁興建50間房屋；1876年，由殖民政府回購該土地以興建第二代中央書院校舍，城隍廟由是拆卸。

位處荷李活道兩代書院的更替，作為學生的孫中山，也是見證人。1884年4月15日，時年18歲的孫中山，以孫帝象之名註冊入讀位處荷李活道──歌賦街的中央書院。是月26日，荷李活道──鴨巴甸街新校奠基，由港督寶雲爵士主禮。1889年7月，荷李活道新校舍耗時五年、耗資25萬港元落成啟用，並短暫改稱「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乃當時全港除大會堂外，耗資至鉅之政府建築──因而被稱為「鴨巴甸街的貴婦」（The Old Lady of Aberdeen Street）。（註2）荷李活道──鴨巴甸街的新校舍有課室21間，並設實驗室、活動室、兩個球場及有蓋操場；及後，更建有小賣部、地理室、圖書館、師範大樓等，硬件比歌賦街時改善不少。1894年，維多利亞書院易名皇仁書院，並延用至今。而中央書院在荷李活道―歌賦街的舊址，則改由中央女子書院（Central School for Girls）所用。（註3）

註1：C. T. Smith,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3 (1973): 133-139.

註2：維多利亞書院建築圖則複印本，現藏高士威道皇仁書院校史館。

註3：該校後改名為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戰後，原荷李活道―歌賦街中央書院舊址改為荷李活道官立小學。繼皇仁書院遷往高士威道後，庇理羅士女子中學亦遷至天后廟道，毗連至今。

本文節錄自《荷李活道：尋覓往日風華》內〈皇仁書院畢業生黃作梅與香港抗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