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明報月刊》一直是我擴大文化視野的參考讀物之一。所以當潘耀明先生建議我替明月寫稿時，我回答說：「可我不是文化人，雖然在澳洲墨爾本大學拿了個藝術碩士學位，偶然也寫寫書法、畫點山水墨竹。」潘先生回答說：「管理和領導文化也是文化，而且是人類文化的重要成分，你一直在有系統地探討服務領導，怎麼不算文化人？！」
潘先生既然認為我的文化可以登大雅之堂，我就嘗試撰文討論我最熟識的題目：服務領導和管理文化——為了行文方便，我統稱之為經營文化。
我這些文章算不上是學術研究，不過是我從經營DHL國際三十多年的經驗和220 個國家所見所聞和體驗中所得到的想法和心得, 也算是略少洞明世事。我在2000年全面退休之後，在港大教了幾年創業學，並且經常受邀參加學術座談會和演講，令我的視野擴大了，有些課題，例如教育，是我在最近十幾年中才特別重視和深入探討的。在同一時期之內，世界、中國和香港的種種變化，對我的想法自然也有不少影響。
我會嘗試討論服務文化與製造文化的分別，並且從這個角度來探討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發展。
我的想法沒有什麼創見。只是溫故而知新，重新思考我們之前沒有全面理解和掌握的、或者忽略了、遺忘了的道理或者細節。更重要的是，服務經濟是香港、中國以至全球各國今後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社會上應該經常加以注意和討論，讓新一代參與。
香港經濟前景茫然
先讓我說一個故事。
一對年輕的農民夫婦養了一頭牛和一匹老馬。他們的牛特別壯健，幹起活來，無論犁地翻土，還是推磨拉車，都比村裏其他的牛要勤快。他們有一對小兒女，一家四口，除了特別乾旱的年頭之外，衣食豐足。住在隔籬的表哥，上有兩老、下有六個尚年幼的孩子，幸而田地較多，生活本來還可以；不幸表嫂生了個惡病，表哥需錢替她醫病，只好把牛買掉，一家十口就只靠人手耕作維持生計。農夫看在眼中，心有不忍，覺得自己年輕力壯，沒有牛，還有老馬可以幫忙拉犁，夫妻倆胼手胝足，總不致餓死，就決定把牛借給表哥。
表哥有了牛，耕種事半功倍，收穫大增；表嫂日中在家門外擺攤子，出售多餘的糧食蔬菜，生活逐漸好轉。相反地，我們那位好心的農夫卻每下愈況，老馬犁地比不上壯牛，儘管他夫婦倆加倍幹活，收成還是大幅減少，家境越來越拮据。農夫爲人忠厚，重義守信，哪裏會出爾反爾，把送出的牛收回來。他與妻子反復商量之後，覺得別無他策，必須外出買牛。
農夫騎着老馬上路，走遍附近大大小小的村鎮，逐家逐戶打聽，都買不到他想要的牛；好牛當然是有的，可主人都不肯賣，留為自用，願意賣的都是些老弱殘牛。農夫日夜趕路，跋涉了幾個月，人馬都筋疲力倦，又惦挂着妻子，決定暫時放棄，啓程回家。他想到這次空手而囘，今後家境又堪虞，悲從中來，忍不住潸然下淚……。當他正要上馬的那一刹那，淚水朦朧中看到一直不離不棄、馱着他趕路的老馬，突然靈機一觸，沖口而出：馬不善於耕田，卻能馱人拉車呀！
他終於醒悟到：沒有牛助耕，難道不可以用馬去跑生意嗎？這幾個月來騎馬到處搵牛，令他對附近一帶的村鎮和道路瞭如指掌，見識了當地的方言俚語和風俗習慣，還學會怎樣與陌生人打交道，結識了許多朋友…。
農夫趕回家，與妻子計議一番之後，便向表哥和其他村民建議，讓他用馬車代他們把產品運到附近市鎮去出售，然後在城裡採購他們需要的日用品、工具等，一來大家省時省力，而且統銷統購，還可以爭取更好的價錢。
他們夫婦兩向來老實可靠、待人誠懇，從來不會見利忘義，不但同村的人信任他們，樂意接受他們的建議，就連鄰近幾條村的人，都相繼成爲他的「客戶」。 從此，農夫一家的生活越來越好，村子也因為這樣分工合作而欣欣向榮…。
上面是我五年前在一篇文章裡講的寓言，比喻當時香港的處境。我寫那篇文章，在提醒特區政府之餘，更是為了給香港年輕人打氣。我常常受邀參加大學或其他機構的研討會，有機會與年輕朋友談論。也許是因為我講的一般都是服務管理和領導、通識教育之類的題目，他們很少與我討論政治，向我提出的問題幾乎都是關於香港經濟的前景、他們的未來…記得我當時越來越擔心，因為他們告訴我的想法和看法，反映他們對前景充滿茫然、憂慮，甚至悲觀。
缺乏願景的危險
聖經中有這麽一句話：”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和合本譯為「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異象是指上帝的顯示；但我們也可以從Vision（願景、遠見）的字面意義去理解：一個人以致整個社會，如果沒有願景或理想，作爲前進的目標，短期内也許能夠摸着石頭過河，見步行步，但長期而言，會令人進退失據，走入歪路。
用牛和馬作比喻，我們可以說，基於廉價勞工的製造業是從50年代起拖動香港經濟增長的「牛」，而我們的「馬」則是隨而衍生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化的現代服務業。從1980年代起，香港的工廠相繼北移殆盡，我們的「牛」基本上都跑到內地去。那邊廂，中國的「牛」既多又好用，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全世界的公司都跑到中國來製造或採購它們的產品，中國根本無需到外面開拓出口市場，製造業產量在201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之冠，其他國家難以較量，遑論香港。
與國內13億人、9億適齡勞動人口搶飯碗根本上是行不通的，所以不應該惡補不足，只應盡展長處。
相對於新加坡、東京和漢城等周邊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國內重點發展的城市，香港在服務業方面有着其優勢和特殊的條件。
香港別無選擇
香港從1980年代起確立了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隨着國內經濟的蓬勃發展，更成為與紐約、倫敦輪班運作的三個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即《時代雜誌》在2008年1月提出的「紐倫港」（Nylonkong）——「三個推動全球經濟的連體城市」。
同時，香港由中外貿易的主要中介，變為以中國市場為核心的商業服務貿易樞紐之一。由於東盟近年經濟的發展，新加坡在與東南亞相關的國際貿易和金融業務方面可以爬香港的頭，但與中國相關的金融和貿易服務卻難以超越香港。
香港服務業佔就業比重由1995年起超過了八成，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4年起超過了九成。
可惜，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特區政府和其智囊們「騎馬搵牛」，挖空心思，想出了各式各樣的新策略或者新口號，例如鼓勵工廠囘流、發展本土經濟、扶植創意工業、亞洲國際大都會等，並沒有集中精神和力量去研究和推行有助服務業發展的政策與措施，甚至沒有明確地為香港建立一個基於全球化服務經濟的願景。
因此，我當時寫了上面的故事，希望提醒大家，香港要繼續安定繁榮，除了致力發展服務經濟，在人才培養、制度、設施等方面不斷提高本身的全球化競爭能力之外，沒無選擇。
全面發展服務業經濟
在過去的兩年幾中，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爭拗、佔中運動、反對內地遊客的行為。許多人說香港經歷了動盪的兩年。我在與一些年輕的朋友的談話中，發現他們所感覺到的不是動盪，而是加深的失落：對於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孰是孰非，對於他們本身以及香港的前途。
我想大部分年輕人其實都心裡有數，香港的政治問題、「一國兩制」的問題已成了一個越拉越實的結，很難解開，除非其中一方面肯讓步。 香港政治不明朗，但政府和各界至少可以、而且應該努力在經濟上自強不息，鞏固和加強本身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和地位，為大眾——尤其是剛投入或準備投入社會，為人生和事業奮鬥的年輕人，提供一個他們可以認可、寄望的清晰的願景。
香港的未來有很多變數，但即使沒有神的顯示，有一點卻是再清楚明確不過的：香港已踏上了發展全服務業經濟的不歸路，唯一的前途是全力全民投入服務經濟的建設與改善。幸好香港在亞洲早着先鞭，早就是區內的金融和商業服務的樞紐，擁有全面發展服務業的基本條件與優勢。
原載自《明報月刊》三月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