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時亨：背靠祖國，發展多元經濟

第三方面就是居住環境。我希望2030年空氣會好一點。80-90年代我曾到洛杉磯，當時那裏煙霞（smog）問題十分嚴重；今天再到洛杉磯，空氣素質已大為改善。我認為改善空氣素質是可以達成的理想，但很多人都會跟我說，鄰近地區污染嚴重，香港豈能獨善其身？是的，這是我們與洛杉磯不同之處。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政府在2007年成立環境局後，改善空氣素質的政策是有的，但到今天我們見到的進步仍然很少，所以必須加把勁。空氣素質重要之處是，它可以影響一個國際城市的運作，因為若空氣素質太差，會減低國外人才來港的意欲，我就曾聽過很多外國人因此寧願到新加坡工作（但可惜的是新加坡也有山火問題）。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國際城市，就需要在環境及空氣方面下點工夫。



我希望2030年的時候有兩種東西會消失，第一項是籠屋，這是令人傷感的，我不希望將來會繼續有籠屋存在，當然這跟政府的福利及房屋政策有關；另外就是露宿者，我希望大家「人人有屋住」，安居樂業。

我亦希望人人都可以有健康。香港很多朋友都不太健康，工作壓力很大，欠缺時間運動，忽略了身體的重要。我比較幸運，自從離開政府後，我差不多每日都有運動，所以大家見到我在身型及內在素質是有進步的。即使大家現在年輕，也要緊記照顧身體；同時亦希望我們的醫療制度能繼續保持高水準。我在政府任職的時候，曾和周一嶽局長說，最好60歲以上人士可以免費驗身，及早發現問題，病向淺中醫。當然，我們也要知道現在公共醫療每年的開支已有490億，佔總公共開支約17%，但我知道很多醫院的輪候時間仍然很長，希望這方面在2030年可以更進一步。

教育亦是我關注的問題。我希望在2030年教育可以孕育出一班精通兩文三語，品格良好的學生。當年我在政府效力，教育局那邊一句「求學不是求分數」引來不少批評，但其實這句話是有其道理：如果上學只為應付考試，那這個制度就是失敗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例如蓋茨（Bill Gates） 和喬布斯（Steve Jobs）都沒有大學學位，但他們有思考的高度，「死讀書」對他們來說是毫無用處。所以我們的教育制度要讓學生們可以好好發揮品格及獨立思考，這方面我認為香港到今日還是未如人意。然而，我不是教育專家，大家可以去找吳局長談談。對於教育，我知道問題在哪裏，但我現在沒有解決的方法。

我亦想見到，2030年的香港有四通八達的交通。這方面現在有很多工程已在進行中。到2030年，港珠澳大橋相信已營運一段時間，希望到時高鐵亦已可妥善運行。在這些建設完成後，我希望香港市民不用面對其他城市經常面對的擠塞問題。與其他城市相比，香港在交通方面已是不錯了，但我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第四項就是經濟環境。香港現在的失業率大約是3%，差不多是全民就業，希望到時我們的失業率仍然很低。另外我希望看見高增長。高增長在現今香港是很難達成的，因為由70年代我們由工業城市，發展到現在，已成為一個成熟型的經濟。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必須要有新的想法及模式，才可產生高增長。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服務業做得很好，但我們又是否可以像瑞士等國家一樣發展高增值行業呢？我用瑞士來比較的原因，是因為瑞士人口與香港相若，但瑞士除銀行之外，還有很多食品公司及高科技公司 ── 雀巢公司就是瑞士公司了，由此可見她是一個多元化的經濟體。香港如今在薪資上難以和大陸競爭，但我們可以發展高增值行業，我希望在 2030年香港可以朝這方向發展。

此外，我亦想見到我們更有效地背靠祖國。其實祖國發展如日方中，全世界都去中國尋找商機，所以如果我們本身是中國一部分，卻與中國經濟隔絕，互不往來，其實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但話說回頭，背靠不等同於依賴，所以我們要將經濟多元發展。

我亦希望2030年的香港是充滿競爭力。最近出了一個排名，香港競爭力在全球排名第四，新加坡排第三。可能你會說，這也不是太差，但我們要承認以往我們是更有影響力，而我們現在是有點不進則退。退步及自滿是香港最大的隱憂，所以我們要時刻警覺，保持競爭力。

第五方面與我最新和政府做的宣傳片有點關係，就是希望2017年有普選。普選不是靈丹妙藥，不能醫治香港所有問題。香港現在的確有不少小毛病，但未至於是染上絕症。普選可以幫我們醫治一些毛病，但總有些事是普選不能醫的。我希望在2017年已經看到普選，而行政立法關係可以改善。現在曾鈺成的工作可說是十分難做，單是要長時間坐在立法會已經非常辛苦了（全場笑）。我希望在2030年立法會議員的素質會有改善，現在立法會會內時有缺席、抗議及示威，反而最重要的立法卻做得不太好。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現在「拉布」等等的手段，對於社會是有害無利的，很多撥款都延遲了，甚至連瑪麗醫院重建的招標都受到影響。這代表了很多服務市民的項目都延遲了。如果行政立法關係獲得改善，這些浪費時間的事情將會消失，那管治效率亦會隨之上升。



在行政方面，我對公務員的高效率有點擔心。在公務員體系內，有一班政務官負責管理方面的工作，而在他們下面就是不同的部門。在1973年的時候，社會上的精英都會考政務官，因為政務官的工資最高（當年是3000元人工，而到銀行工作的工資只有1600元左右），所以吸納了最優秀的人才。在今天，雖然政務官仍是高工資，但未必能吸引最優秀的精英。他們由於在私人市場可獲更好待遇，於是就往那裏發展。另一方面，在2000年以後入職的公務員，已取消了長俸的待遇。這令優秀的政務官在40歲左右就會開始進一步考慮自己的前途，以獲得更好的收入。審查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施祖祥曾指出，缺少長俸或會對紀錄部隊的廉潔構成挑戰，這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安全感將大不如前。所以我對公務員團隊是有點擔心，但亦希望在2030年他們仍可保持高效率。

政治問責官員方面，我希望在2030年的官員對香港有承擔。我希望在社會上已獲高薪厚職的人才，能夠因為對社會有承擔，即使減薪亦要加入政府出任問責官員。我希望將來的官員會由社會上最優秀而對香港有承擔的人才出任。如果有齊上述的條件，市民對政府的支持度將有所上升。現在打開報紙，我們常常會見到輿論大力抨擊政府，但對政府有不滿，其實是全球常見的現象，我們不用太過憂慮。

最後就是法治及其他問題。我認為在2030年這方面不需要有太大改變，例如是我們的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香港重要的基石，是使我們較內地優勝的原因。法治如果有所動搖，香港的營商環境將出現問題。因此，我希望法治精神及司法獨立可以維持下去。我亦希望繼續有新聞自由，因為新聞自由可讓社會有公義，令市民感到他們可以監察各樣事項；然而，我又不想看見新聞自由走向極端。我更希望見到一個廉潔的社會。我們年長一輩都見過貪污盛行的香港，那是很痛苦的，而且阻礙了社會發展，所以我希望今日的廉潔社會可以繼續下去。最後我希望「一國兩制」可以繼續維持，使我們可以驕傲地對世界說，香港實行了成功的「一國兩制」，是一個成功的城市，成功的特區。

最後總結一下，如果在2030年，香港可以在以上六個方面發揮理想的話，我將會替我們的下一代高興；但如果我們的表現未如人意，甚至變得更差，那我就不免要替他們擔心。希望到了2030年，我還可以向大家報告總結一下。多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