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近代史是從中國被西方打敗開始的，即鴉片戰爭，那近代以來中國所發生的一切確實離不開西方。無論是思想觀念的變化，還是物質技術層面的變化，都是西方影響的直接產物。不過，在實際層面，很多方面的發展，尤其是制度層面的發展，則更多地是依據中國本身的邏輯在進行的；有些發展即使表層看似乎是西方式的，但深層次仍然是中國式的。這裏就產生一個西方事物「中國化」的問題。
自近代以來，不少人把中國的現代化，視為全盤西化的過程，但全盤西化只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中，因為在實踐層面，全盤西化根本就不可能。即使在中國共產黨之前，政治人物們也沒有要全盤西化的。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就是很好的例證。五權憲法就是想把西方的三權（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和中國傳統的「兩權」（即考試和監察）結合起來。儘管各種政治力量都受西方影響，但不同政治力量接受不同的西方影響。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所以就有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
在革命時期和建設早期，雖然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實踐都是以蘇俄為模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全盤馬克思主義化或者蘇俄化。革命和建設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更多的是實踐問題。即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本身也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外來思想在實踐中失敗了，才提出來的。從毛澤東到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體上已經歷三個歷史時期。
毛澤東改革從改造人開始
第一個歷史時期就是毛澤東時期。毛澤東時期又分為兩個階段，即革命時期和建設時期。在革命時期，早先根據西方的經驗，搞以城市為中心的罷工等鬥爭，但慘遭失敗。之後，毛澤東等領導人提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武裝鬥爭」和「農村包圍城市」，才逆轉早先失敗的命運。即使是武裝鬥爭，也不是蘇俄傳統，而是中國固有的傳統。中國歷史上經久不衰的農民戰爭，都是「武裝鬥爭」的典範。「農村包圍城市」則是和西方革命方式剛好相反。在西方，因為工業化發生得早，革命的重心在城市。
1949年之後，中國轉入建設時期，1950年代從完全模仿蘇聯模式，轉型到反蘇聯模式。這個轉型很重要。很多研究表明，毛澤東之後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成為可能，並且能夠取得成功，和毛澤東時代已經脫離蘇聯模式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和蘇聯的主要區別在於蘇聯體制高度集權，而中國體制高度分權，至少在經濟上如此。
告別蘇聯模式之後，毛澤東走上了自身的「烏托邦模式」。「烏托邦模式」也有深厚的中國傳統因素，之前中國至少已經歷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等具有濃厚烏托邦色彩的改革。毛澤東的烏托邦改革從改造人開始，這是新的因素，是受西方的深刻影響。
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改造人一說。改造人是從近代和西方接觸開始的。毛澤東之前，梁啓超提出的「新民」概念，就是從改造人入手。從文化層面來改造人，一直是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主題。當人類本身成為試驗品的時候，就不可避免產生嚴重的後果，這是深刻的歷史教訓。也就是說，毛澤東早期成功進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在後期，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
鄧小平是第二時期。這個時期，中國成功解決了經濟問題，即不發展的問題。經濟問題的解決，與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分不開。而這個概念的提出，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到文革後期，蘇俄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即計劃經濟已經失敗，因為計劃經濟導致改革開放之前的「貧窮社會主義」。
鄧小平一代所接受的，更多的是歐洲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意在解決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問題。儘管也產生了諸多問題，但就經濟發展來說，無疑是非常成功的。中國從改革開放前如此貧窮的一個經濟體，在40年之後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促成近7億人口脫貧，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少有的奇跡。
在這段時期，西方的「市場經濟」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儘管無論是「社會主義」因素，還是「市場因素」，在中國傳統中都可以找到類似因素，但外來的蘇聯式計劃經濟模式，顯然人為地阻礙了這些傳統因素發揮作用。鄧小平之所以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主要是把「市場經濟」去意識形態化，認為市場經濟只是一種發展經濟的工具，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對「市場經濟」的這種新論證，促成傳統市場因素的復甦和新的市場機制（西方式）的引入。這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在政治上，鄧小平時代也做了很多探索。總體而言，在1980年代，中國側重於對社會民主的探索。經歷文革之後，當時無論是政治精英層還是知識群體，都相信西方式的民主不僅是可期望的，而且是有可能的。
不過，1980年代末發生的政治事件表明，西方式民主很難成為現實，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1990年代以來，執政黨走上一條「黨內民主」路線，就是先要實現黨內民主，再來實現社會民主。不過，也正因如此，一些人誤認為中國會走上一條西方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即西歐和北歐式的社會民主黨路線。這當然並沒有成為現實。儘管中共也吸收消化了一些西方民主因素，但總體制度並沒有演變成西方式制度。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足
在進入後鄧小平時代的很多年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強調得不夠。儘管中國的現實已經發生了巨變，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並沒有多少創新。今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現狀是：既解釋不了中國現實層面所發生的變化，更沒有利用中國的豐富經驗來豐富自身。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潮，很多年來有關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物力，設立了眾多的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成為官方顯學。但馬克思主義真的在中國復興了嗎？如果中國可以復興馬克思主義，首要條件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歷史的產物，它可以科學地解釋西方的歷史，但不能科學地解釋中國歷史。只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馬克思主義才能解釋中國；同時，也只有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中國才可以用自身豐富的實踐經驗，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有哪一點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呢？在很大程度上，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學術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開始「教條化」。在復興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人們機械地搬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現實。與其說是「解釋」，倒不如說是「曲解」。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在馬克思生前已經出現，以至於馬克思否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是實事求是，思想必須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缺少這種變化精神，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當代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原因並不難理解。第一代領導人的核心毛澤東本人既是實踐家，也是理論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沒有太大的問題。在實踐層面，毛澤東感覺到中國化的需要，因為如果不中國化，就會導致失敗；而毛澤東理論上的修養，又促成了在理論層面完成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二代領導人的核心鄧小平也是如此。儘管在理論層面，鄧小平並沒有毛澤東那樣的長篇論述，但在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之後，鄧小平在建設方面具有更為豐富的經驗，來拓展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但在後鄧小平時代，馬克思主義只存在於中國學者的書齋裏。更有甚至，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變成唯一的意識形態，使得馬克思主義缺少新的思想來源。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在眾多思想中競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旦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變成評判其他思想的「標準」，其思想的枯竭變得不可避免。
以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現實
現在中國的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在再次確立馬克思主義為執政黨的指導思想之餘，是否應當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提高到議事日程上？無論在實踐還是理論層面，這無疑是當務之急。儘管一些傳統文化因素在復興，但執政黨的理論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本身發展的歷史，更是和馬克思主義不可分離。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有效中國化，就很難解釋中國的實踐。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它就只能成為一種純意識形態，會失去其現實生命力。賦予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現實的能力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
在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點在哪裏？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任務是奪取政權和維護國家的統一，鄧小平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任務是脫離貧窮和發展經濟，那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任務，便是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如果不能認識到中國發展的這種歷史邏輯，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都會表現為虛無縹緲。
具體說來，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會表現在法治制度化和社會公平目標的追求上。這和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來所確立的改革發展路線是脗合的。在經濟上，表現為對資本的節制上，實行混合所有制，並且達成各種資本之間的互相制衡。在政治上，表現為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即民主。
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很顯然，在馬克思時代，民主就是資本的民主。馬克思不僅沒有否認民主的重要性，而是追求具有更加廣泛社會基礎的民主，即社會民主。
在個人層面，表現為確立有助於人解放的社會制度。儘管中國文明本身並沒有產生民主、自由等價值，但不管人們喜歡與否，近代以來，這些價值已經為中國社會所接受、所追求。或者說，這些價值也已經成為中國文化期待的一部分。
從更高層次來說，就中國文明發展的角度，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把西方文明吸收消化到中國文明中。傳統上，中國花了近千年時間，吸收消化了佛教文明，使得佛教文明成為中國文明的內在一部分。到了今天，如果中國不能吸收消化西方文明，不僅很難把近代以來的傳統整合到中國文明的大傳統中，也更難治理一個已經接受諸如民主、自由、平等西方價值觀的社會。不管怎樣，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就是說，中國文明吸收消化西方文明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