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來臨的星期日（6月9日）是香港決定性的日子。這一天，我們將會知道什麼人的聲音主導香港──是市民的聲音，還是由1200名選委選出行政長官的特區政府的聲音？
人們將在星期日遊行抗議，發聲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有多少人參加人言人殊，但由於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情緒高漲，組織者希望千千萬萬的人發出強有力的聲音。
6月4日，天安門鎮壓30周年維園燭光晚會的高出席率，可能是周日遊行出席率的風向標，組織者說最少有18萬人參加，但警方指最高峰時僅有3.7萬人，各人自己看電視畫面判斷好了。
否決北京政改框架 佔中之後互信消失
2003年，50萬香港人上街反對23條，擔心立法會修蝕他們的公民自由，特區政府最後放棄了立法。然而，今天的香港，與2003年的情況完全不同，那時候，這座城市回歸中國僅6年，北京採取不干預政策，向全世界表明她打算兌現讓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今天，我們已經回歸了22年，很多事情都改變了。很多人相信，北京已經放棄了不干預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干項無處不在──從允許我們有多少民主，到言論自由的程度，以及誰可以出來競選。
2014年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在早期階段吸引了數以萬計的人參加，但當局對市民的聲音充耳不聞，特區政府堅持對北京政改框架只有「接受或拒絕」的選項，結果，這個人大「831框架」在2015年被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視為「假民主」否決了。
之前我已說過，反對派應該接受北京2014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建議，儘管有關建議要由選舉委員會「篩選」候選人。這樣的民主並不完美，但卻是首次允許一人一票選特首，而不是由一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
若接受人大「831框架」，將在反對派和北京之間建立必要的信任，為進一步的民主改革打開大門。但是，「雨傘運動」（佔中）和隨後否決了政改框架，加劇了北京對香港的強硬態度。當北京收緊控制，扼殺了一場由「雨傘運動」產生的獨立運動時，反對派與北京之間的信任便消失了。
信任度不足，是現在廣泛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根本原因。反對派與北京之間不僅信任度很低，許多香港人對內地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他們根本不相信引渡回內地的人會得到公正的審判。無論政府多少次向公眾保證被引渡者的人權將得到保護，這種缺乏信任的情況也不會改變。
堅持修訂《逃犯條例》北京干預如影隨形
更糟糕的是，幾乎沒有人會真的相信，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主要原因，是要引渡被指在台灣殺害其香港女友的香港男子。如果這是主要原因，單獨與台灣安排有關事宜就夠了。台灣已表示，將同意一次過的協議，但明確表示，不會接受任何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的協議。
即使這樣，特區政府仍然堅持修訂《逃犯條例》，必須包括所有與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大陸，並希望在立法會7月夏季會期結束前通過修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以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高官，多次出現在電視和電台節目上，向公眾保證特區政府計劃修訂《逃犯條例》，沒有不可告人的動機，反而更令人擔心修例會通過。
周日遊行的出席率，將告訴我們高官的保證是否奏效。但與2003年不同的是，這次遊行的規模無關重要，因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次表示不會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在取消部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後，她在立法會將獲得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支持而通過修例。
不過，這要付出多高的代價？如果星期日遊行的出席率很高，而林鄭對市民的聲音依然充耳不聞，她便向社會發出一個她不理會公眾輿論，以及確實有不可告人的理由，必須堅持要修訂《逃犯條例》的雙重信息，人們普遍認為，北京將利用修訂後的條例，以虛假的指控引渡政治對手，而林鄭卻不敢拒絕。
這有多真實並不重要，這是預感，是實實在在的預感。對我來說，為什麼林鄭如此大決心要修訂《逃犯條例》？這不僅令國際社會，也令本地商界、法律界、學生、宗教團體、家庭主婦，甚至視障人士都表示擔憂，令人不解的是，盲人都能看到的事，難道她就看不到？
林鄭的政治盟友表示，修訂條例的爭議現正處於節骨眼上，若撤回不僅會令已表態支持的北京蒙羞，而且還會影響她管治香港的權威。這一論點暴露了與香港人在心理上令人不安的脫節。如果星期日遊行的出席率很高，撤回修例不僅會增強她的權威，還有助於與北京建立信任。
英國著名作家休斯（Richard Hughes,1900-1976）1968年出版了一本關於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書。1997年回歸前，香港確實是「借來的時間」的英國殖民地。回歸意味着香港不再是借來的地方，但在回歸後保證50年不變，意味着我們仍在借來的時間，直到2047年。
北京是否會在2047年改變「一國兩制」？沒有人可以肯定。但是已經有充分跡象表明，香港的高度自治正在被重新定義。北京將「一國」優先於「兩制」。頂着公眾輿論反對堅持修例，便清楚說明了香港在成為另一個中國大陸城市之前，正依靠借來的時間活着。
原刊於《信報》EJ Insight，本社獲作者授權翻譯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