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不久的2014年裏，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差不多同時進入了「新常態」，只不過這兩邊的「新常態」內容大不一樣。中國內地的「新常態」是經濟增長一步步減緩，因為諸多生產要素的成本一步步上升，從中等收入水平往前走的大環境一步步呈現出相互糾結的「硬約束」。
香港「新常態」：躁動不安的表面
而香港特區的「新常態」，則是比例相當大的中產和低收入階層居民對本地的政治和社會演變趨勢一步步不耐煩，對本地和內地的互動關係一步步不看好，對本地政府治理方向和方法一步步不認同，因此街頭抗爭一步步頻繁密集。
2月1日，香港再次發動了10,000多人的「唔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選」遊行。按照香港主流媒體的觀察，這乃是「佔領行動（引者按：原稱佔領中環行動，後來由於佔領的地點多處浮動，變成游擊戰術，本地媒體改稱其為佔領行動）完結後，首個大型示威集會」（《明報》2015年1月30日A10頁頭條專訊）。組織方香港民間人權陣線聲稱，把舉辦多年的香港元旦遊行推延到2月1日舉行，主要是因為香港政改諮詢推遲舉行，希望通過遊行彰顯香港大眾的真正民意。
從經驗層面上描述和總結香港近來的「新常態」並不難。這個城市的土地和人口規模有限，還比不上它的近鄰深圳市和廣州市。但深度挖掘進而完整揭示這些經驗層面故事之下的驅動要素——也就是政治社會學上常說的動力學機制（dynamics），卻非常不容易。
一來這些驅動要素遠遠超出香港本地的範圍，甚至超出中國本國的範圍；二來這些要素的曝光出來往往裏外不討好。香港本地的一些群體會指責這是大中華帝國心態作怪，而中國內地又會有很多機構批判以普世主義民主法治價值觀看問題，所以深度挖掘雖難，完整揭示更難。
可要客觀冷靜地理解香港的「新常態」，就必須與兩邊的極端主義思潮及其高聲喇叭式的政策倡議保持適度而充分的距離。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今年1月22日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2014年內訪港的數字比2013年增加了16%，達到4,720萬人次；自由行旅客增加了7.6%。大陸目前一共有49個城市的居民，可以通過自由行旅遊證件來訪問香港。根據國際旅遊機構上周剛發布的資料，2014年持香港澳門台灣證件訪問中國內地的遊客，達到6,700萬左右人次。然而，從如此驚人的密切交往的海量數據，我們卻不應該順手推出過於樂觀的結論，說中國大陸與它旁邊的香港台灣兩個小中型社會，相互之間的理解也與日俱增。
一個非常令人困擾的基本矛盾是：在一個國家或地區被大多數居民認為是不言自明乃至於天經地義的事情，在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往往被大多數居民認為是蠻不講理乃至於大逆不道。讓我首先用一個最鮮明的切近例子來凸顯這個當代世界政治變幻的弔詭現象。
我們都知道，朝鮮和韓國本是個單一民族，英文名稱一模一樣，都是 Korea，其家庭結構、風俗習慣、語言文字本來沒有什麼區別。可是，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70年，兩邊的人民在三、四代人的時間內過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因為他們居於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經濟、學校、宗教、對外關係的體制下，原本同一種語言文化的民族歷史背景，就慢慢變得大不一樣。我經常有機會與來自朝鮮半島的人們聊天，我問韓國的年輕學生和老師：朝鮮民眾一旦有幸見到他們的最高領導人，一定會顯示出淚流滿面、甚至跪地拜服的場景，你們同種同文，看到這種場景，感覺如何？我從韓國公民那裏得到的最多回應是：朝鮮民眾的行為方式是前現代的（pre-modern），在今天的韓國社會裏無法被接受，我們韓國居民認為那是一種政治病態行為。
朝鮮和韓國的巨大區別雖然歷時不短，但也不過是70年（1945-2015）。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的製度區別之緣起，比他們長遠多了，香港是156年（1841-1997），台灣是50年（1895-1945）加上其後的70年（1945-2015）。如果朝鮮／韓國這個單一民族的政治分離之後果是那麼難以縮小，我們就不應該對大中華範圍內的類似政治分離的縮小，報以太樂觀的期望。
當然，這麼比較並不是說大中華範圍的問題，和朝鮮／韓國的問題可以完全劃等號，當然不是。我們只是要點明，大中華範圍內幾個社會間摩擦不斷的問題，和朝鮮／韓國間的問題，基本上都是源自19世紀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全球不平等結構（作者註：這裏的不平等結構與中國官方宣傳所定義的不可以劃等號）。這也是我們目前討論香港的問題的前提。
「你給的胡蘿蔔，我們嘗不到甜頭！」
客觀地說，近年來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之間關係中很弔詭的一個關節點，就是「我給你胡蘿蔔，你們還說不甜！」的社會後果。對於這一弔詭狀態，我的觀察是：北京（這個簡稱是指中共有關港台事務的龐大體系，特別是其決策層，以及他們派往香港的高層代理官員）多年來在香港和台灣地區「以經（商業利益）促政（政治整合）」的基本政策，已經被多次驗證為非常低效的。
中國大陸目前的政策思路仍舊是，通過給予香港台灣各種經濟上的好處即「送大禮」，藉此期待政治和社會領域裏的大麻煩問題迎刃而解。但北京決策層對香港和台灣的民情不太在乎（但並非毫不了解），甚至對港台的政界（不等於是政府）也不願意去細緻地體諒，不站在對方的角度上去思考問題；因此，這種「給你胡蘿蔔」的甜頭政策，也就變成了一廂情願。
舉例來說。香港一家媒體於2014年12月19日回顧：「中國大陸這十來年在香港砸錢更多了，每年數千萬人自由行，在香港置業、投資、國企民企上市，還有數之不盡的大陸客在港設公司洗錢，推高了香港的 GDP。大量的內地企業交了成本最低的所得稅，使香港庫房（政府稅收）進賬豐厚。但這是高度『財聚』而非『財散』 。2013年初統計，香港自1998年 GDP 的13,000億元港幣，在15年後增至2012年的21,000億元，增加了60%；但本地家庭收入中位數15年裏只由18,300元港幣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價格指數則增加了90%，奶粉價格增加100%，牛肉價格增加了233%，貧窮人口從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錢到哪裏去了？回歸前，香港人從來不仇富，問題是這些年大陸的繁榮輸出，得益了本港的地產霸權和少數特權階層，而香港中下層人的日子更難過，別說向上流動，甚至連住房、拍拖、結婚和日常生活的空間都匱乏。」（《蘋果日報》）
即便只有一半的香港居民屬於以上所說的中層下層範疇，你也能夠推測出來他們對現狀的不滿之烈，這種不滿可以演變成頻繁的上街示威。北京經常強調的「給香港送大禮」，受惠面卻並不是廣泛意義上的香港普通民眾，而主要是財團，特別是壟斷和半壟斷性質的財團——這至少是本地很大一部分中產階層及低收入群體的感受；他們的不滿，跟國家主權沒什麼直接關係。在任何政治體系下，這類問題都不能迴避。
北京對港台非政府性質的政情和廣泛民情的缺乏理解和體諒，後果有時很糟糕。在2014年11月底的台灣「九合一選舉」之前，我就感覺到香港街頭的連續沸騰的抗議，一定會對台灣的選舉有很大影響。後來的事實驗證了北京的政策在香港和台灣確實產生了連帶的負面效應。那些凡是在中國大陸有輝煌業績商業界人士，回台灣去為國民黨幫忙競選，結果是幫了倒忙。他們被很多台灣選民視為特權資本主義、壟斷財團、政商勾結，因為得了特殊照顧而為兩邊的官方政策鼓吹效勞。
港台媒體上的這類報導並非完全準確，但選民們認為他們不是完全離譜。我那時正在台灣開會，耳聞目睹那些指責大陸「以龐大商機財源影響和腐蝕台灣選舉」的報刊言論，實在感慨不已。那些實惠好處是大陸成千上百城市可望而不可求的。就在我在台灣期間，FT 中文網發表了該報主編張力奮對上海市委書記的獨家採訪，韓正所渴望的商業財貿優惠政策，不就是這類給香港的特殊待遇嗎。
所以，僅憑「給好處」，在一個有多元化的媒體和競爭性政治的社會裏，能夠產生的政治效應是非常有限的，因為當地的政府並不能壟斷對「好處」的解釋權。假如「好處」被許多人視為不公平，往往是花錢買抗議。
「甜頭」和「苦頭」並重
我們人人皆知這個現代政治的常識：「給甜頭、送大禮」只是強勢政權的一隻手，另一隻手是「給苦頭、送大棒」。香港眼下每天爭吵不休的「要不要23條立法？」、「要不要直接引進中國內地的國家安全法？」，聚焦的正是這一核心問題（「國安法爭議」，香港立場新聞，2015年1月25日綜合報道）。這種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架構下的安全法規對台灣還相當的遙遠，那裏焦慮的主要爭議是「要不要認同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問題。
如果是對香港特區直接引進中國內地的《國家安全法》，從某一立場看，自然是很方便的操作，不過那就需要至少是一種「非常／異常狀態」（extra-ordinary：這類法規通常就被稱作「非常法令」）作為其預設條件。這就是香港發生持續的、頗具規模的、帶有嚴重暴力成分的社會秩序混亂，比如像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發生的暴力衝突，造成多人死傷（參閱《六七年左派暴亂實錄》一文的詳細回憶，《九十年代》月刊1998年1月號）。只有這樣規模和性質的社會失序，才能在國際社會裏獲得廣泛認同。否則，就等於是宣布「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被拋棄。那樣北京就得準備承受很多、很複雜、很長期的負面後果。
比如，眼下正在美國政界尤其是國會圈裏討論的是否要立新法，以取消原來給予香港特區的一系列優惠待遇（參閱 “A Useful HongKong Rebuke”, 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 30 Jan 2015）。
如果是由香港本身啟動23條立法的程序，最後通過的法令與香港既有的延續英國普通法體系基本合拍，那麼，就不太能夠隨意動用這個法令去抓人、關人、重判人、驅逐外國公民出境、斷絕外國個人或機構在香港的一些活動。因為香港既有的法律體系對於被指控者，警方去收集證據、以及隨之進行的公開舉證、律師隊伍受僱、陪審團組成、法庭辯論、法庭宣判、上訴、外國屬於普通法體系的執業律師來港為被指控者辯護等等，都有極其複雜和環環相扣的公開程序規定。
簡言之，主要因為香港缺乏斯大林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此乃中華人 民共和國法律體系的根源，參閱《簡明哲學辭典》，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頁547-549）的大架構，香港若通過《國家安全法》而力圖使之成為本地維穩的法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香港和台灣比新疆和西藏更麻煩
香港自從1841年1月起被迫對外開放，而後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自由港大都市以來，其厚實深奧的與外部世界的連接和與此同構的內部社會肌體，都為源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而建立起來的黨國體系（The Party-state system）最看重的國家安全和統一之實施，造成了方方面面、層層疊疊、彎彎扭扭、含含混混的障礙。如果我們看一下當今的中國大地圖，凡是位於邊界上的地方，絕大多數都是以非漢族為主要原住民的區域，這些邊境地區多年裏給北京中央政府造成了連續不斷的衝擊，其中又以新疆和西藏最突出。
可是，北京在這些麻煩的地區大體上都能搞定。相比起來，更難，甚至難很多的倒是兩個漢族居民為主的邊緣區域——香港和台灣。這裏面有太多的弔詭之處。開放的邊緣對嚴控的中心之衝擊，是我們下一篇討論的核心問題，那是跨世紀的難題。
原文刊於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