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香港通過《最低工資條例》後，標準工時成為工運界下一個爭取的目標，若獲立法通過，必將削弱本地勞工市場的靈活性，損害整體經濟。標準工時會影響整個勞工市場，更會大大扭曲就業，降低經濟效率，有別於僅觸及勞工市場底層的最低工資。
香港社會各行各業有不同的工時需要，極多樣化，是以有關問題特別嚴峻，要立法劃一標準工時，必會引致嚴重經濟後果。
評估工時的參考依據
2012年6月，勞工處根據2011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的相關資料，發表《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顯示本地每周工作時數分布極廣：2011年每周工時在40小時或以下佔15.3%，介乎41至48小時為37.7%，49至55小時佔28.3%，56至60小時則佔12.5%，61-65小時有7.2%，66小時或以上有6.2% 。
假定每周只應工作40小時，那麼香港工作人口中高達84.7%是工時過長；若以每周48小時為理想目標的話，則只有47.0%的工作人口是工時過長。
該份研究報告並就三種情形，評估法定標準工時對靜態成本的影響：一、每周不同標準工時（40至44小時），二、法定最低超時工作工資（1至1.5倍），三、僱員豁免準則；若僱員一概受標準工時法例規管，估計僱主須付額外工資的總額介乎80億元（佔2011年工資總額1.7%）至552億元（11.4%），而受影響的全職僱員比例為50.6%至91.1%之間，其中牽涉的靜態成本之高實在堪虞。
解構工時的「倒彎」現象
報告論點雖然有用，卻未有解說香港工時過長的原因，及何以分布如此之廣，但這些正正就是是否須就標準工時立法的重要考慮因素。
資料顯示1960年每周平均工作時數為52.4，1985年降至47.7，至2014年進一步跌至43.3，香港工時一如世界其他地區，呈現為人熟知的「倒彎」勞工供應曲線（backward-bending labor supply curve），亦即工資上升，勞工供應反出現跌勢。就業者隨着財富愈多，會投放較多時間到餘暇或義務工作時間。
需知道工作時數事實上受市場競爭影響，但最終決定權在員工本身；工運界聲稱工時過長乃僱主強制實施之說並不成立。僱主聘任員工都難免面對市場競爭，若強制工時要承受員工流失惡果。近30年來香港勞動力增長逐漸放緩，每周工時必然會下降。
觀乎1985至2014年本地男性與女性每周工時分布情形（【圖1】及【圖2】），工時長（每周工作48小時或以上）的人口百分比逐漸減少，1985年工時為48、49至59以及60或以上的男性就業者，分別佔男性勞動人口34.1%、14.6%、18.4%，及至2014年，則分別降至14.1%、16.6%、13.4%；至於女性就業者，1985年工時為48、49至59以及60或以上者，分別佔女性勞動人口31.6%、7.5%、9.2%，至2014年時則分別降至10.4%、13.0%、7.3%。
1985年，男性就業者每周工作48小時或以上者佔男性工作人口比例為67.1%，2014年則降至44.1%；女性就業者1985年為48.3%，2014年則降至30.7%。工作時數通常會按勞工市場供求情況的變化而調整，於工資增長之際，一般人往往傾向減少工作時間，這亦正是本地勞工市場呈現的趨勢；面對人力供應方面的競爭，僱主對此等變化已習以為常。
兼職趨勢的社經隱憂
上述變化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勞動人口中兼職比例日增的趨勢。1985年，每周工作少於25小時的男性在男性勞動人口中比例為4.4%，2005年增至7.0%，2014年達9.1%；同樣，女性就業者從1985年9.6%升至2005年11.1%，2014年則躍升至13.9%水平；增長幅度極為顯著。
勞工市場緊縮、工資升勢不斷，無疑有助吸引兼職者，尤其是女性兼職者加入勞動人口，兼職者上升趨勢早於最低工資立法至少六年已出現，因此立法會後來通過最低工資條例，可說是回應兼職低薪員工日增趨勢之舉，工運界更視之為爭取選票的良機。
一般市民未能參透的，在於低薪工人日增源於勞工市場緊縮，吸引家庭主婦紛紛以兼職或散工形式就業，既多屬散工，自然鮮有主動或獲僱主資助為前途增值，因此待遇偏低。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只能以人為方式提高工資，並進一步助長以散工形式就業的趨勢。
1985年，本地工時分布多屬單峰式（single modal），男性和女性工時均以每周48小時為頂峰（【圖3】及【圖4】），隨後分布走勢漸趨扁平，至2014年微呈雙峰之勢。工時分布日廣，正是勞工市場緊縮的表徵，由於適齡工作人口數十年內難望再有增長，此趨勢將會持續下去。
由此可見，即使勞工市場緊縮，香港每周平均工時卻從1985年的47.7小時降至2014年的43.3小時，部分原因在於部分工作，尤其是只需低技術或訓練的工種，轉為兼職及散工的職位漸多。
男性每周工時由1985年的49.5小時減至2014年的44.9小時，同期女性工時由44.6小時降至41.2小時，可見有大批非在職婦女受到吸引而加入勞動市場。工時減少是各年齡組別皆有的現象，但較年長者由於所具技術易被取代，工時減幅也就較為明顯。
此等發現也可從平均工時減幅與工人教育水平之間的反比關係中得到證明，1985年，小學或以下程度的工人之中，工時已由1985年的49.7小時減至2014年的44.5小時，中學程度工人的工時則由47.3小時下跌至44.8小時，而大專或以上程度工人的工時僅由42小時減至40.8小時。
這變化可見於各行各業，俱面對平均工時減少的趨勢，唯有金融及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從業員的每周工時由1985年的42.0小時增至2014年的44.1小時。
同樣，各類職業亦出現平均工時減少趨勢，只有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組別由1985年每周39.0工時增至2014年的41.3小時，因為有關工作種類難以隨時找到足以勝任的人填補空缺。
工時消長的三大關鍵
從工時模式及其分布的變化中，可以推斷三項結論。首先，工時取決於供求狀況，隨着工資增長，工時已見減少，只有人手嚴重短缺的特定行業例外。
其次，任職專業、金融、商界的高學歷及高技能就業者工時有所增長，乃因人才供應短缺所致，反映本地教育政策以及吸引高技術外來移民措施的不足之處。
最後，勞工市場日形緊縮，教育程度要求較低的空缺漸由兼職、散工填補。1996年，本地勞動人口的性別組成面臨轉捩點，其中女性對男性之比雖曾於1986至1996年期間維持不變，卻自1996年由0.58逐漸提升至2014年的0.8水平，近二十年間，因應市場需求，大批婦女就業，但2014年勞動人口中男性人數與1996年只是相若。這對一般家庭亦造成壓力，離婚率及單親家庭數字持續飆升。
這是本地勞工市場近30年來的實際形勢，也正是勞工處《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沒有作進一步分析的地方，對如斯境況的勞工市場強制實施標準工時，只會產生極度嚴峻的經濟後果。不敷的工時如何彌補？也許唯有倚仗有更多婦女晉身職場，且投放更長工時，以及延遲退休。
然而，促使子女年紀尚幼的婦女就業或延遲退休年齡，又或會引起廣泛的社會問題，包括對婦女生育模式、母子相處時間、年輕就業者前途及跨代經濟不平等所構成的影響；可見藉此彌補工時不足，實在會有損下一代福祉以至未來社會繁榮。在勞工市場緊縮之際就標準工時立法不但未能解決問題，更會進一步扭曲市場的調整過程，無論特區政府或社會各界，都應另謀善法。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