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大中華各地和海外的歷史學者和教師，在他們的中國歷史研究成果著述、中國歷史科目課程設計和講授時，通常均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始。雖然意識形態、黨派立場、研究方法、觀念理論有異，但以1839年至1842年間之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劃分時期的分水嶺，可說是中國內地與海外華人學者和國際學術界的長期共識。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開展了中國對外關係最陰暗悲慘的不平等條約的一個世紀。《南京條約》其中一個重要條款，正是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成為它的殖民地。這條約亦演變成清廷嗣後70年間無能戰敗、割土求和、喪權辱國的一種應付列強侵略的外交模式。換而言之，香港的近代歷史，不獨是1841年至1997年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的本地歷史，更是英帝國主義侵華歷史最具體的表徵。
香港一直為中英衝突前線和爭議焦點
從歷史的學術研究而言，香港歷史起碼在六基本方面與中國近代史極其重要的大課題範疇有直接關係：
一、香港和中國內地，尤其廣東省和東南沿海地區，在地理位置、經濟、文化、人口流動均有緊密的關係，所以香港歷史是整個華南區域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中國不少重大的變革和中外衝突，如第一次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晚清改革派、革命黨領導人物的主要活動及思想源起、國共兩黨的第一次統一戰線和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都以粵垣和香港作為歷史平台，香港發揮獨特的地緣戰略作用，是19世紀中葉後外來勢力影響推動中國種種急劇轉變的起源點。具戰略性的政治地理、廣泛的外國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聯繫接合、靠近中國內地並有良好的人際脈絡、受外國政府的司法管轄因素及優勢的結合，讓香港成為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發展的獨特歷史。實際上，澳門受葡萄牙管治形成的獨有的社會文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帶來很多實質影響。而香港的角色及功能，今後更可以配合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
二、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制度，始自割讓香港的1842年《南京條約》，九龍半島的割讓又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北京條約》的產品。1997年主權回歸的歷史伏線就是在1898年簽訂的新界租約，這正是英國利用其國際政治優勢，對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反響（隨着俄、法、德三國藉迫日還遼的行動，乘機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是英國以其為在華最具實力的列強身分，趁火打劫，也要求分一杯羹的索償品）。事實上，西方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略，其壓迫程度之嚴重，滲透範圍之深遠和霸權維持時期之長久，以英帝國主義為最甚。
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尤其在中國海疆的政治、軍事、經濟、交通的重鎮，自然成為中英衝突的前線和爭議的焦點。遠自1856年亞羅船事件演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1920年代的兩次大罷工，至1948年的九龍城寨風波導致廣州沙面英領事館被焚燒等的歷史里程碑，可見香港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的一個縮影；而香港華人過往一百多年的反抗英殖民地政權和愛國群眾動員，則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要章節。自1937年夏至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中國對日本抗戰初期，國內各種團體和人物利用香港為中立地區之方便，進行愛國活動，而1942至1945年間以新界及珠三角地區為地盤的東江縱隊抗日事跡，更是香港華人愛國歷史的光輝片段。
香港的特殊城市發展歷程對中國極為重要
三、近代香港的發展，由英治初期人口逾萬的海島漁村小社區，至現今人口700多萬的國際大都會及亞太經貿金融運輸通訊樞紐，是極重大的發展轉化成果。雖云這近代香港的成功故事是在英殖民地政權的典章制度和重商政策下形成的，但一直以來香港基本上始終是一個華人社會，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的資源、人力、市場，故絕對是一個華人城市和華人經濟體系成功發展的歷史經驗，在中國近代社會和經濟的現代化改革開放的歷史研究，香港的特殊典範當然應佔一極重要的地位。在某一層面來看，香港可被視為一個出色的經濟特區，可與近代上海和其他租界商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作比較研究，相互輝映。
四、香港自19世紀40年代在英殖管治期，至1997年回歸中國之150多年間，大量投入資源發展市政建設，各項填海移山闢地工程、公共房屋、新市鎮、集體運輸網絡等重大基礎設施的策劃、興建、營運，均是令香港被視為全中國最現代化大城市的硬體（hardware）基礎。但香港長期在外國殖民地管治下的中外交流的文化意識，亦使香港市民與中國內地城市的居民在心態取向、核心價值及世界觀上有所不同。這種軟體（software）上的差距，也造成香港都市文化的某些特色，甚至有國際學者把香港視為西方列強在中國所設立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久（至1997年，比西方各國在華租界均於1945年終止，多了半個世紀）的超級租界。所以香港的特殊城市發展歷程和市民心態行為模式，都是研究近現代中國城市歷史、中國區域發展歷史和中國現代化硬體和軟體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值得作比較對照研究的非大陸模式、非純本土化／華化發展歷程的指標性研究對象。過往曾有些學者作雙城式研究，如香港與廣州，或香港與上海的新式都市化歷史比較，今後這方面的學術性研究更可大力推進。
香港在文化及人口流動層面 有絕對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
五、因特殊的歷史條件，香港在中國與世界文化互動過程中長期起着獨特的橋樑作用，除是外來商人通往龐大中國市場的主要門戶渠道，扮演重要的貿易站角色外，亦是在東西多層次社會文化交流、宗教融合和科技轉移等軟實力（soft power）的輸送聯繫帶，促進西學東漸及東學西漸。英治香港成為晚清時期各種西方進步思想流傳入中國內地土的管道和中轉站，與傳播現代化、包括歐洲政治社會理念（如各種社會主義）的平台環境。香港的報章雜誌，經常報道刊載歐洲和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及推翻帝制共和革命的種種外國新聞，直接影響了在華南，珠三角地區的維新改良派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和反清革命黨人（如孫中山），吸納國際政治新趨勢和建設新中國的思想。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香港受惠於英殖管治而擁有寬鬆的政治環境，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介紹宣揚這些文化的軟件，能為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提供思想上的刺激。
六、香港自1840年代，因天然地理海疆環境的便捷，英帝國自由港的比較開放機制和作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英國的遠洋海運商船網絡在遠東重要港口的優勢，很快變成中國海外移民的重要出國點和出洋港口。正因香港鄰接廣東，所以粵籍華人移民海外，不少是經香港的種種設施和服務。對出洋至北美、澳洲的華工和到英屬東南亞、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苦力華工和華商，香港幾乎是必經的出國口岸和後援中心。而香港亦漸成中國國內主要僑鄉（如廣東珠江西岸的台山、中山、新會、開平、恩平諸縣）與海外華人聚居處的越洋連繫的樞紐重鎮。滙豐銀行的中文全名正反映了香港作為海外華人滙款回鄉的主要渠道，所以香港在近代中國海外移民歷史上扮演絕對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東西對立的年代，因中國大陸共產黨政府與海外交往受限制，英殖治下的香港更承擔一種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聯絡的特別渠道，甚至1956年開始舉辦的每年春秋兩回之廣州國際交易會，也是借助海外華人與外商較易往來香港的有利條件。及至1960年代以來，香港華人大量海外升學移民，更造成海外華埠（Chinatowns）變成香港埠（Hong Kong Towns）的新現象。例如加拿大的溫哥華（Vancouver）更被笑稱為「香哥華」（Hongcouver），就是因為近年極多港人移居，佔當地人口三成，可知過往40年香港人的海外發展成果，已是近代華人海外移民歷史和世界移民歷史的重要課題。
香港歷史反映英美霸權在近代中國發展的衝擊作用
綜觀自晚清的洋務運動至1979年以來中國內地的開放改革，香港的人才、技術、資金、關係網、制度、設施、法規、長期國際交往和企業管理經營經驗等，均在內地的現代化歷程上發揮種種作用；而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華的種種經濟活動，也常藉香港的人、事、物和渠道來進行。例如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香港成立的滙豐銀行就是在華最具規模的外資金融機構，對當時中國的銀行業、外滙、貨幣政策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由是可見在中國近代史上存在着影響極其深遠的香港因素。
自19世紀以來的第二波全球化（second wave globalization），亦即是英美─北大西洋─基督教─工業化資本主義之全球化（Anglo-American─North Atlantic—Protestant—Industrialized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模式的霸權現象，對全世界尤其對亞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香港的歷史更正正反映出這英美霸權在近代中國發展的關鍵性衝擊作用。以香港作為中國全球化多元接觸過平台的重要性，是一個極有啟發性、不能被忽略的，亦是在現行中西交往及環球關係的歷史研究當中，一個極需重要新加入、檢視和商榷的香港因素詮釋。
反而言之，較全面、深入、平衡的香港歷史，也應該有更完整和穩固的事實基礎來反映內在條件和外在歷史的大環境。在這方面，中國因素就是最不容漠視或迴避的基本考慮，所以較完善的香港歷史教研，必須積極納入中國因素為其歷史背景和分析基礎。換而言之，多層次及多元化的香港歷史研究亦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成分。無論如何，香港的歷史與中國因素不可割裂， 中國的發展是香港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動力，近代中國的發展也有香港因素的影響作用，兩者是離不開的互為因果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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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於2013年9月澳門理工學院聯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台灣東吳大學歷史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舉辦「天人古今：華人社會歷史教育的使命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經修訂後供本社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