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圖二顯示了HBSC量度的四種社會支援對11至15歲學生的影響，結果顯示四種支援均對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有正面而顯著的影響。其中家庭支援的影響最大：家庭支援最高一組學生的生活滿意度，比最低一組學生高出約2分。其次為教師支援的影響，差距約1.7分；最後是同學及朋友支援的影響，差距約1.5分。
PISA 2015對社會支援的量度與HBSC有所不同：PISA 2015並沒有包括同學及朋友支援，在量度家庭及教師支援方面亦有所差別。家庭支援方面，PISA 2015側重於父母對子女在情感方面的支持，而HBSC則涵蓋家人在實質上及情感上的支持。教師支援方面，由於PISA 2015測試的重點範疇是科學素養，故問及學生在理科課堂獲得老師在學習上的支援，而HBSC則集中於老師對學生的關心和接納。綜合兩者的結果，能讓我們對家庭及學校支援的影響有更全面的了解。
在PISA 2015的學生問卷裏，父母對子女的情感支援由四個題項組成，例如「我的父母鼓勵我要有自信」、「我的父母對我的學校活動感興趣」。教師支援由五個題項組成，例如「老師關注每一個學生的學習表現」、「老師會繼續講解，直至學生完全明白為止」。
圖三顯示了PISA 2015裏兩種社會支援對15歲學生的影響，結果與圖二所呈現的一致，顯示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及老師在學習上的支持，對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均有正面而顯著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其影響比老師對學生的支持較大；而父母支持度最高一組學生的生活滿意度，比起父母支持度最低的一組學生高出1.9分，這結果與HBSC的結果非常近似。至於老師的支持影響雖顯著但幅度較小，最高與最低支持度的生活滿意度差距為0.8分，這可能是由於PISA 2015問及的是老師在學習方面的支援，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有更直接的影響（註4），但跟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可能只有間接的關係。
幸福感：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指標
整體而言，在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時，不單考慮國內生產總值，還需納入經濟以外的因素，這是現今國際的大趨勢。很多國家（特別是富裕國家）愈發意識到，迅速的經濟增長並不能保證人民的福祉得以提升。這個潮流可見於聯合國建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更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以至近年《世界幸福報告》的出版。然而，在香港的教育領域中，「成績重於一切」這種觀念似乎仍然根深柢固，各種各類的評核皆以學業成績為主導，學生的幸福感往往是被忽視（或次於成績）的議題。但正如高增值的國內生產總值不代表人民有高度的幸福感，成績名列前茅亦不等同於青少年感到幸福。例如，在PISA 2015的參與國家和地區中，香港學生的閱讀、數學及科學成績穩據頭十名，但他們的幸福感卻排名尾三（註5），如此大的落差叫人不禁反思，現時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否向學業成績過度傾斜？HBSC這項研究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以幸福感作為指標，重新定義香港青少年的發展，並審視現行政策是否朝着「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行。
總結
以上HBSC、PISA 2015及《世界幸福報告》的分析結果，揭示了家庭及學校支援對青少年幸福感的正面作用，當中包括家人在情感上和實質上的支持，還有老師的關心和學習方面的幫助。但如何加強這些支援，還得從政策方面入手。香港家庭的結構轉變，使得家庭本身亦需要更多的支援，才能發揮對青少年的支援作用；而學校老師在沉重的工作壓力、工作滿足感偏低的情況下（註6），亦需要更多空間才能關顧學生的福祉。期望這些分析結果能喚起政府、教育工作者以至大眾對青少年幸福感的關注，共謀對策讓我們的未來一代能更幸福地成長和發展。
註4：Ho, S. C. & Lam, Y. P. (2018).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performance of Hong Kong students. In S. C. Ho (Ed.), The sixth HKPISA report: PISA 2015: Monitoring the quality and equalit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apter 7, pp. 178-192). HKCISA Cent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註5：PISA 2015參與測試的國家和地區共有72個，有提供幸福感數據的國家和地區共有48個。
註6：PISA 2015參與教師問卷的國家和地區共有18個，香港教師對教師職業的滿足感排名14位、工作滿足感排名18位。
香港整體人口及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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