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爭之源：鄧小平對主權象徵的理解

 

周恩來和鄧小平之下分管港澳台和華僑事務的實際負責人是廖承志，他也是對外部世界最了解的老幹部，一次接見香港代表團時，他對主權變更的解釋，是非常著名的十個字：「換旗換督，不駐一兵一卒」（《明報》2014年8月10日有關回歸的資料特刊）。這裏的意思很明白：香港回歸的關鍵是國家主權的最高象徵，只要把米字旗換成五星紅旗，把白皮膚的總督換成黃皮膚的特首，其他的制度一概不增加也不減少。鄧小平過去沒有這麼說，但他講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也基本上是這個意思。

 

 

那時有關「中國對香港的國家主權體現」官方定義所發生的唯一一次大風波，是鄧小平對從1997年6月30日午夜開始，中國軍隊是否在香港駐紮的問題公開發怒。整整30年之前，就在中英交接條約的最後文本敲定之際，鄧小平當着所有被接見的記者們的面，怒斥兩個領導人——黃華和耿飚。這兩位已經表示解放軍在港不駐軍，以免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而鄧小平在鏡頭前怒斥耿飊及黃華，指在香港不駐軍是「胡說八道」。這令在場的人大驚失色，更是令香港驚慌失措，英國也傻了眼。

 

客觀而言，鄧小平如此重視駐軍，乃是一種本能。對於鄧小平這種大半輩子帶兵打仗、靠槍桿子得了天下的強人而言，駐軍是主權最核心的標誌之一。鄧不會忘記，近代中國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存在完整意義上的「一國兩制」：佔據小部分領地的一方有自己的軍隊，佔據大部分領地的合法政府就無法干涉其管治的權力——這就是1937年後國共抗戰時期的陝甘寧特區。如果沒有軍隊，其他都是廢話。連我這樣的讀書人當時都對香港的親中報刊主編說，我挺理解鄧小平的說法，駐軍只要是對外不對內，就是主權象徵意義的，沒有問題。

 

而且你再看看英國殖民主義史的200年，在全球那麼多的地方都插上了自己的米字旗。英國人插國旗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走出去的英國公司的經商活動宣示其主權，一是通過軍人的佔領宣示其主權。而中國只能靠派駐軍隊的方式，來支撐它在香港的另外兩個國家主權的象徵——換旗、換督。

 

即便把這三大象徵全算進去，也可以看出，鄧小平對國家主權的界定範圍是不大的，沒有鉅細無遺、包羅萬象。鄧當時對治權也許是真的不怎麼關注，他歷來是管大不管小，管粗不管細，只要主權在手，其他都好辦。這說明，中國對主權和治權關係的理解，與英國以及在英國統治下成長起來的香港華人精英層是很不一樣的。在後者看來，主權的象徵意義最多就那麼三條，其實際內容就是外交和國防；除此以外，其他都是治權。這便成為後來北京和香港多年來種種衝突的根源。

 

舉例來說，1997年4月，解放軍的少數先頭部隊要進駐香港，為7月1日主權交割做準備，香港十分緊張。當時的緊張情緒是少有的，許多媒體都在港深交界處的口岸等候解放軍的入港，後來還發生了糾紛。回歸後香港有些人提出的疑問是：解放軍進駐香港為何要帶進攻性的重兵器——即武裝直升機，這是香港很多人難以理解的。而且入港的軍車經常裹得嚴嚴實實，亦未經香港海關的檢查，香港有人質疑這是否侵權，侵犯了香港的管治權力。北京則認為軍隊運作是代表主權的行為，不受地方海關的行政性檢查是正常的。這就是雙方的分歧所在，香港看做是治權的，而北京看做是主權。1997年7月1日之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經常在這類問題上被立法局議員和媒體質問，他也講不清。

 

 

簡單總結一下。在一開始，鄧小平關注的只是主權，後來很快發生了摩擦乃至衝突，基本原因就在於雙方對主權和治權關係的理解差別巨大。如何選特首，在香港許多居民尤其是白領中產階層看來，是屬於治權範圍，因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國防，只是負責香港的內部事務，北京不應該主導此事。北京則堅持，特首如何選的問題，是在主權範圍之內，我們不管，那還行？這幾個星期香港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大多數都是這類言論，下面是8月28日的主要報道：

 

「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引述委員長張德江在前日小組討論時指，香港普選要考慮國家安全和利益，預計在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香港可能會有事情發生』，中央已有心理準備。 『出閘限』（即特首候選人）兩至三名，『門檻』要過半（指必須獲得推選委員會過半票）方可成為正式候選者。」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談及「白皮書」，強調中央不是不管香港，亦不是只管理某些事務，「只不過採取了不同於管理內地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實行特殊的方式管理」，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張又不點名回應李國能早前撰文指「法官只應向法律負責」的說法，指香港法院是特區政權機構的組成部分，法官是治港者，與司法獨立無矛盾。

 

就在這一兩天，北京 會正式宣布香港政治改革的最終決定。大家早預測，它馬上將觸發香港街頭的大規模反應，這就牽涉到「四權糾結」中來自民間社會的另外兩權——人權和公民權；四權的糾結令香港很不安，有關人權和公民權的糾結，則需另外撰文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