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原刊於本年8月29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經作者授權轉載，為《香港觀察》系列第三篇。
8月底，中國人大常委會要對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決議。由於這是一個業已公布的議程，近幾個月來無論是在北京（此簡稱是指中國分管香港事務的多個中央機構）還是在香港，雙方都在為這一決議的出台做各種準備。香港幾乎每周都有觸目驚心的街頭活動，泛民主派和親政府派一直在街頭活動方面進行「點對點、面對面」的激烈競爭——你方做一次近百萬人規模的簽名活動，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10幾萬人的大遊行，我方也搞一次。雙方都說對方的數字不靠譜，但規模確實都很大，香港街頭運動的記錄多次刷新。雙方在輿論發聲的交鋒上也異常頻繁和火爆。
北京對香港問題的底線已經披露
在層出不窮的這些聲音中，有兩點是最核心的，但最關鍵的第一點在香港似乎還未獲得全面足夠的重視：
第一點，8月底香港的主流媒體報道說，北京決策層已經在兩個可能出現的問題的相對重要性上，做出了艱難而明確的選擇。第一個問題是可能導致香港金融區癱瘓的大規模佔領中環活動；第二個是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普選程序，北京不希望看到「不放心的被提名者」進入主要候選人的名單上。最後，北京做出了一個「兩害相較取其輕」的決定——寧可讓佔領中環的大規模事件發生，也決不讓自己不放心的候選人入圍。控制遴選特首，比控制街頭抗議更為重要。你鬧歸你鬧，我選不動搖。
第二點，北京反覆宣示：選出來的特首一定不可以損害國家安全；與中央政府不一致、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就是危害國家安全。這就公開劃了界，對「違反國家安全」正式作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硬性解釋。
北京以上的艱難決定及其解釋的源頭，涉及到對香港問題至關重要的「四權」的認識。這就把近幾個月來雙方愈來愈激烈的爭議和眼花繚亂的種種說辭，打回了原形。
什麼原形？那是與整整30年前的1984年，中國掌舵人鄧小平在各種主要矛盾上權衡以後，毅然宣布收回香港的決定直接相承。這「四權」是香港多年裏所有重大政治爭議和衝突的溫床，既包括民眾的街頭運動，也包括2017年特首選舉前後幾年中香港政府的基本走向。不講清這「四權」的糾紛，就無法看清當下的局勢和下一步的趨勢：香港未來的幾年一定不可能是安穩的，一定是風雨加雷暴。
北京的看法：主權和治權合一
第一權是主權。今年是鄧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權決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國人大常委會8月底發布香港政治改革的決議，各界人士中了解當年香港回歸爭議的人士紛紛出來溫故知新，感慨萬千。 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正值中國黨內、軍內、國內的大局未定之際，他還來不及仔細考慮香港問題。可是中英之間近一個世紀前簽訂的租讓條約「大限將至」（這是當年香港總督發回倫敦的年度匯報原措辭），如何處理香港問題就被匆匆忙忙地擺到案頭。
對於十分棘手的香港主權問題，北京高層也沒有長期考慮後擬定的方案。中共領導層內部當時存在着不同意見，其中有兩派最具代表性。一派是不動派，即主張讓香港的地位不要大動，基本持續下去，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30多年裏雖然主權未落實於香港，也並不影響充分利用香港為中國服務。這種狀況維持下去，對中國的經濟外貿繼續有利。另一派則認為香港的地位需要改變了，不能繼續讓英國管理。
爭議紛紛之中，鄧小平一錘定音，決定1997年要收回香港。這就體現於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面的那場著名談話。根據英方的解密文件，鄧小平講話時，指主權問題不能討論，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否則難以向中國人民交代：「如果到時未能收回主權，新中國會跟清朝一樣，現在的領導人就像李鴻章一樣⋯⋯中國人民不會再信任他們的領導，中國政府就要退出政治舞台。」鄧說不會立即宣布收回香港的決定，但最遲一兩年後宣布。1984年果然宣布了（《明報》2013年3月24日有關英國解密文件的翻譯）。
而鄧小平只做最重要問題的決定，不管細節，這是他的決策特點。當時鄧小平最關心的是主權問題，那是他認為涉及香港唯一重要的大事。鄧小平那一代人，青少年時目睹了太多的中國主權被屈辱損傷，所以收回主權並不是面子問題，而是大政治，是涉及百年輪迴的國運問題。至於香港回歸後如何去管理，香港與大陸關係的細節如何，他並未作很多考慮。在一定程度上，這也不是他那時考慮的優先問題，因為百廢待興的中國還有總體改革開放的更大、更難的問題擺在他的面前，更加迫切。
英國曾試圖以主權換治權
在主權這個最高層次下面的權力是治權，即管治權或治理權。同樣是在以上提及的英方解密文件中，部分章節證實了英國政府當年的第二方案：在主權問題中方不讓步的最壞情況下，退一步要求中國把香港的治理權仍然保留在英國手中。這種兩權分離的安排，有如大公司的董事會和經理層的雙重架構——中國是掌控香港主權的董事長，英國則是負責香港日常運作的總經理。
解密文件顯示，1982年9月23日早上，戴卓爾夫人與時任總理趙紫陽第二次會面（第一次會面談的是國際議題），專門討論香港問題。面對戴卓爾夫人多次提出的，若香港回歸中國會引起全球來港投資方的信心危機，趙紫陽老實相告：「如果要在兩者間只選擇其一，中國視主權優先於（香港）的繁榮穩定。」戴卓爾夫人說，當年割讓香港的條約依國際法仍有效力，若要廢除它，需經英國國會通過法律處理。她於是建議雙方另立協議解決，讓英國保留香港的治理權，以便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她第二天再次解釋：主權和治權不同，如果香港改變了治權，會產生信心危機，應該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譯文出處同上）。
英方的二權分立提議在當時的背景下也不是完全離譜，它所依據的歷史事實是：香港在英國150年的管治下發展得很好，人均收入趕上了英國。香港1949年以後，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資本主義世界貿易交流的有效窗口。繼續讓英國按照過往的方式來治理主權回歸中國後的香港，也能夠得到香港本地精英階層絕大部分的認同。
從英方解密的文件中，我們看不出中國領導人對「以治權換主權」有任何積極的回應。更值得注意的是，字裏行間表明，中方並沒有把主權和治權看成是可以分離的，這種安排似乎很難被中國領導人理解。此後的事態發展我們都知道，北京的最終決定是把香港的主權連同治權一併從英方收回，一刀兩斷。
我多年裏老是記得當年讀到的一個生動例子，香港殖民政府後期最高位的華人議員鄧蓮如（她是英國女王封的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國終身貴族身份的華人），為了香港回歸問題參加一個訪問團到了北京，被鄧小平接見。鄧女士欲充分利用這個寶貴機會，向鄧小平反映，很大部分香港居民對中國治理香港擔心害怕，是因為中國本身還缺少法治和民主。如果中國大陸多朝民主法治方向快步改革，就能大大增強香港對中國管治的信心。鄧小平很不高興地訓斥稱：「請你們到北京來是討論香港問題的，不是讓你們來告訴我怎麼管理中國。」確實，在鄧小平眼裏，能夠告訴他怎麼治理中國的人已經走了；毛澤東之後，還有誰夠資格告訴他如何治理這個問題無數、潛力無窮的泱泱大國？
明天預告：鄧小平對主權象徵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