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向予人的印象，是繁華的商業社會和金融中心，在今日則是遊客的購物天堂，甚至有人懷疑香港究竟有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但大家又承認，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薈萃之地，是海內外學者往來聚會之所，資訊發達，搜求不同地區或語文的出版物亦較便利，具備自由開放的條件，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下，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好地方。
那麼，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學術表現是否可觀呢？你認同本地學者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嗎？百多年來，多少知名學者活躍於香港史學界，他們的著作和貢獻，可曾引起社會大眾注意？以下試舉述其大端，或許可以令你改變看法。
一、早期香港史學享譽亞洲
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出版的中文報刊，既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影響亦深遠。《遐邇貫珍》是本地第一份中文雜誌，又是鴉片戰爭後華人社會最早出現的期刊，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同類型報刊都比它遲。該刊且保留了不少珍貴史料，例如：率先報導太平天國事件，記載日本、琉球開國前後的政治社會狀況，刊登中國人最早的日本見聞；當時日本政府和學者視之為重要文獻，抄本保留至今。
著名文士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開中國政論報刊先河；他在聖保羅書院畢業生協助下編撰《普法戰紀》，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本世界史著作。中國學者在英國大學演講，應邀到日本訪問，王韜實為第一人，而這些都與香港有密切的關係。王韜的著作，影響還及於東南亞。
二、著名史家任教香港大學
二十世紀前期，香港大學聘賴際熙、區大典講授中國史學和經學，後來成立中文學院及馮平山圖書館，國學研究續有進展。進出國門的學者，不少都曾到港大訪問，擔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多年的陳君葆，在日記中保留了豐富材料。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全集》七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從1932年寫到1982年，足足半個世紀，在眾多中國文人學者所寫日記當中，其起迄之長、篇幅之巨是屈指可數的。
著名學者許地山、陳寅恪，曾在港大任教。許地山是作家，擅長道教史，後來對香港史地產生了興趣，成為這方面的拓荒者。陳寅恪精於隋唐史，其代表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都是在香港完成的。中日戰爭爆發之初，香港尚算安定，無意中為一代宗師提供鑽研學問的天地，是學術上的一種緣份。
三、「史學南移」帶來盛況
1949年前後，由於政權轉移，部分學者離開中國內地，或南下香港，或東渡台灣，從而使港、台兩地的史學隊伍驟見盛大。來港學者之中，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羅香林任教港大，太平天國史權威簡又文、中國近代史專家左舜生等，在港研究不輟，學界因而有「史學南移」之說 。
錢穆早年的代表作是《國史大綱》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來港後勤於撰述，出版《中國思想史》、《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秦漢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多種，晚年移居台灣。錢穆史學的影響，遍及港、台和海外，近年重新引起中國內地學者注意，其著作流通頗廣。
羅香林前期專注隋唐五代史，又以孫中山研究著稱，來港後續於宋、元、明史有所發揮，並涉獵中西交通及基督教史。而對本地史學界有較大影響的，是《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兩書。羅氏從港大退休後，任教於珠海書院。中國學者致力於香港前代史及近代史研究，羅氏為第一人。
四、香港中文大學名師雲集
除新亞書院、珠海書院外，1950年前後，還有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浸會學院等私立大專院校湧現，使本地高等教育趨於蓬勃。各校均不乏名師坐鎮，為有志進修的青年提供了較多機會。可惜物換星移，這時期學者的著作，不少都湮沒無聞，為人所忽略。例如衛挺生認為徐福就是古代日本開國的神武天皇，衛聚賢強調中國人發現美洲，二人之說曾經引起爭論，在今日仍有再探討的必要。中國人提倡歷史統計學，梁啟超開其端，衛聚賢繼其緒，至今猶待發揚光大。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史學得以更上一層樓。早期在該校任教的著名中國學者，史學史、學術史有牟潤孫，歷史地理、制度史有嚴耕望，社會經濟史有全漢昇。另有王德昭講授史學方法、中西交通史及西洋史，又從世界史看中國史；陳荊和講授東南亞史及日本史，其代表作《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為學界所推崇，並整理《大越史略》、《大越史記全書》等重要史料，將中國史視野擴寬至東亞史。上述學者均為一時之選。
五、香港史學研究面向轉型
1970年代以降，老一輩學者相繼退休，或逝世、或離港，史學教研崗位上，新一代學者輩出，當中雖有不少來自外地，但整體上呈現了本地化的傾向。香港史研究興起，因應了時代需求。以香港為主體的史學研究，至此遂告形成。前此來自中國內地和台灣的學者，或多或少總有寓居心態，他們培養出來的學者，則多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所。
學術上的自由和地理上的方便，使香港史學擁有本身的風格，中西史學理論及研究方法兼收並蓄，呈現了本土化與多元化、本國性與國際性「既矛盾又統一」的特色。當代學人強調「科際整合」，實與傳統中國學問文史哲互通暗合。重振國學研究，應該是本地學者的任務之一。香港史學的新理念，相信是在以中國為主體的前提下，運用此時此地的言論空間，結合東西方文化傳統，探求本地化與國際化兼容的道路，從而為中國以至世界作出貢獻。
六、香港各家大學的傳承
繼港大、中大之後，香港浸會大學成為第三個開辦歷史本科及高級學位課程的公立機構。該校由章群、劉家駒等學者奠下根基，更成立近代史研究中心，以促進史學研究為職志，於中國近現代史、香港史、亞太史、女性史、基督教史及中外關係均有措意。此外，嶺南大學歷史系，樹仁大學歷史系，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公開大學、教育大學、珠海學院等校和新亞研究所，均有多位歷史學者擔任教職，分庭抗禮，可見史學教研工作已趨普及。學院史學之外，民間史學亦見萌芽。
不同院校的學者加強合作，始可為史學開創新局面。學術團體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香港考古學會、香港檔案學會均有活動。中學教師歷史學會、國史敎育中心，都發揮了一定功能。二十一世紀香港史學界的首要課題，相信是建構共同的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