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戈平新書出版 籲正確認識一國兩制《基本法》

「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國家治理模式,因此很多深層次矛盾要在實施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這些矛盾,無論中央或香港,都是第一次經歷。」

6月12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北京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饒戈平教授認為,香港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社會爭拗,是「普通技術層面的法律修訂問題被政治化,甚至被曲解、被污名化了」。他呼籲香港社會要正確認識一國兩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坦言「香港一些法律和政治問題,只要涉及到中央和香港關係、內地和香港關係,只要帶有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差異的,就被政治化」,他希望香港市民保持理性,讓社會恢復到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軌道上來。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6月14日舉辦《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新書發布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中聯辦法律部部長劉春華、前律政司司長及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以及城大出版社社長朱國斌等出席了新書發布會。新書作者饒戈平教授發表了「一國兩制與香港」的主題講話,並與資深傳媒人郭一鳴對談,氣氛熱烈。

朱國斌教授(右)指出,新書能夠讓讀者深入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與發展情況,左為城大副校長李惠光(行政)。
朱國斌教授(右)指出,新書能夠讓讀者深入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與發展情況,左為城大副校長李惠光(行政)。

朱國斌:方便深入了解歷史緣起

朱國斌教授致歡迎辭時說,饒戈平教授既是著名的國際公法專家,也是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專家。自1989年以來,饒教授就開始研究、出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方面的著作。《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這本書,清晰地帶出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歷史緣起,能夠讓讀者深入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與發展情況。

劉春華:平實親切的生動教材

幾位主禮嘉賓分別在發布會上致辭。劉春華表示,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北大念書時,就有幸聆聽過饒戈平教授的國際法課程。多年後,饒教授當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他自己也在中聯辦供職,因此有更多機會與饒教授交換意見。他認為,饒教授有紥實、深厚、廣博的法學理論素養,城大出版社編輯出版《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記錄了這些年饒老師對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思考和建言」,「特別難能可貴的是,文章沒有一點學究氣,用很平實、親切的語言,把複雜、艱澀的法律問題說得清楚明白,是一本宣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生動教材,」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梁愛詩:分析問題精準到位

梁愛詩說,她在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與饒戈平教授共事多年,常有機會聆聽饒教授的發言,「他對問題的分析十分精準,而且他與香港各大學的法律學者交流密切,因此不但在法律上有理有據,對香港的實際情況也很熟悉。」梁愛詩指出:「法律的生命在於實踐,實踐的經驗又充實了它的內容。」因此,她祝願饒敎授新書發行成功,並期待他有更多新的著作面世。

陳弘毅:深刻研究香港國際地位

陳弘毅教授接受本社記者訪問時說,饒戈平教授長期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研究深湛,因此,《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一書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他特別指出,饒教授專長國際法,因此對於香港的國際地位、一些國際條約,包括人權公約在香港的適用問題,都有特別深的研究,這對香港這個國際城市都是十分重要的。

饒戈平教授指出,要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必須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以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饒戈平教授指出,要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必須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以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堅持「一國」尊重「兩制」不能偏廢

饒戈平教授在致辭時表示:「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一國兩制來之不易、實施不易,值得我們倍加珍惜、維護和堅持。」饒教授指出,要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必須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以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他引用習近平主席2017年訪港的「七一講話」強調的「三個有機結合」: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他相信香港能夠保持繁榮穩定,再創輝煌。

 饒戈平教授(右)與資深傳媒人郭一鳴對談,認為不應把技術性的法律修訂政治化。(灼見名家圖片)
饒戈平教授(右)與資深傳媒人郭一鳴對談,認為不應把技術性的法律修訂政治化。(灼見名家圖片)

饒戈平教授發言後,資深傳媒人郭一鳴與他對談,以下為對談主要內容:

郭:郭一鳴 饒:饒戈平

郭: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最大標誌是什麼?最大的不足又是什麼?

饒: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眾笑)。從歷史上看,我認為,一國兩制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保證了香港和平、順利地回歸,讓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二是在香港實施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治理模式,允許特定地區實行與國家主體不一樣的制度,而且繼續保持她的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國家治理模式,因此很多深層次矛盾要在實施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這些矛盾,無論中央或香港,都是第一次經歷。《基本法》雖然有明確的規定,但具體實施,仍須我們去採索,這個探索的過程,不會是很平靜的。

郭:新書第7頁也提到,中央與特區權力關係容易引起爭議,您認為這些爭議會長期存在嗎?解決這些爭議又有哪些途徑?

饒:這個爭議超乎我們想像,會長期存在,原因是《基本法》從一開始就沒有被正確理解、沒有意識到法律是怎樣規定的。我們中多數人很少看《基本法》原文,即使是律師。就算看《基本法》,也主要是看中央的授權,不大注意中央的權益,所以一般人覺得,中央只有外交、國防的管理權,別的都沒有,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要減少爭議,一定要全面、準確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法律修訂被政治化是大不幸

郭:對中央管治權的爭議在香港一而再的發生,請問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即使香港本地的問題,也會涉及中央和內地,您又怎樣看?

饒:我覺得(修訂《逃犯條例》)是普通技術層面的法律修訂問題,被政治化,甚至被曲解、被污名化了,引起了社會的一些風波,甚至發生一些暴力行為,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件。這裏面也折射出我們香港社會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我們還缺乏一些行為的標準和規範。香港一些法律和政治問題,只要涉及到中央和香港關係、內地和香港關係,只要帶有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差異的,就被政治化,(這是)一種泛政治化的傾向。這些年,我看是伴隨着香港出現了。泛政治化並不是一種健康的社會現象,我們也經歷過它的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內地最大的泛政治化──全民族的瘋狂和痴迷,我們在共同進行一種破壞性的政治行為,這不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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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資料

書名:《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

作者:饒戈平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6月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