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後的晚晴──回憶恩師王叔磐先生

王叔磐教授（1914-2006），譜名興柱，以字行，湖北漢陽人。早年師從前清進士周貞亮先生。1942年入復旦大學，長期受教於陳望道、周谷城、汪東、鄭漢中諸君，並執教於此。1957年響應號召，轉職新成立之內蒙古大學，任教中國古典文學。

文革時受到衝擊，至1980年獲得平反。1983年，內蒙古大學舉行「王叔磐先生執教五十年慶祝會」。此後老當益壯，活躍於各種學術活動，主持彙集《元代少數民族詩選》、《古代蒙古族漢文詩選》、《歷代塞外詩選》、《元代北方民族詞選》、《元代少數民族散曲選》等著作多種。

坎坷前半生幾多風雨

恩師王叔磐先生1914年3月19日生於湖北漢陽，2006年11月17日逝於內蒙呼和浩特市。如今先生剛剛過完105歲冥誕，作為先生開山弟子也是關門弟子，對先生了解不可謂不多，想向學界介紹一下這位令人尊敬的學界前輩。

1984年秋天我本科畢業到內蒙古大學漢語系隨先生讀碩士研究生。讀書期間經常聽先生談過往坎坷經歷。

先生早年家境貧寒，4歲時又罹患小兒麻痺症致使右腿殘疾。但先生篤志於學，沒條件上洋學堂，就跟當地秀才、舉人、進士讀書。前清進士周之楨先生更是讓他長期在身邊學習。17歲完成學業，曾在家鄉舉辦學塾。曾在上海巴金、曹禺、吳朗西等人合夥開辦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編校。

抗戰爆發後去重慶，為了生計一度在巴縣縣黨部作書記。當時的書記員只是個普通文員，可就是這個「書記員」給他後來生活帶來了很大麻煩。文革中他被當作縣黨部書記。先生經妻舅莫仲義向章益校長推薦到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抗戰勝利後隨復旦大學返回上海。可上海解放，又因妻舅莫仲義曾與陳立夫共事，被軍管會抓去。經審查沒有實際關聯，才被放了出來。

在復旦期間，除了在中文系任講師，還擔任陳望道先生、周谷城先生、蘇步青先生、周予同先生等校領導的助手。因有過解放初期那個經歷，加之周谷城先生教誨，反右期間先生三緘其口，沒有鳴放。學校派兩個幹部到先生家裏徵求對共產黨的意見，先生仍不說話，於是躲過一劫。後來得知，某教師在復旦禮堂台上鳴放一通，回到座位時和兩個熟人握了一下手，結果連同握手者一併被打成右派。

年過七十學術地位終獲肯定

先生覺得在復旦工作不舒心，適逢內蒙古大學籌建，便決定到邊疆去，為民族地區建設做貢獻。誰知天下烏鴉一般黑，文革一來，本已說清的歷史問題又被翻騰出來，定性為歷史反革命。於是老教師中的投機者，新教師中的激進者，紛紛加入到施暴者行列。在一次勞動中，有人用整塊磚砸先生病腿，此後行動更加不便。

等到改革開放，先生已經64歲，職稱還是講師。文革期間不評職稱，也不許先生發表任何文章。寫什麼東西一概要交到系黨總支審查，審查結果一概是石沉大海。所以到改革開放後評副教授時，先生只能拿着油印的宋詞注釋稿作為成果。系裏又有人作梗，把這個成果送到北大去鑒定，以為這樣的成果會被北大教授斃掉。

誰知北大陳貽焮先生給出的評價是：「這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宋詞註本。」就這樣先生評上了副教授。而教授職稱直到1987年73歲才解決。

改革開放後，先生雖然不再受政治歧視，但學術上仍不怎麼被認可。理由是先生沒有上過洋學堂，沒理論。其實理論值幾個錢？所謂理論，均來自西洋，用以看中國文學，看到了一些東西，但也遮蔽了中國文學根本。

無數鴻篇巨論，沒有為認識中國文學作出什麼貢獻，反而給認識中國文學增添了魔障。先生早年跟秀才、舉人、進士讀書，沒有這些魔障，反倒能更好地傳承中國文學。文學傳承離不開經驗，不會作詩填詞，怎能與古代詩評家進行有效對話？不會寫作文言文，怎能給學生講清文章理路和言說技巧？

文化底蘊深厚多才多藝

從作教師資格上看，先生的準備十分充分。先生腿腳不便，反而有更多時間潛心讀書。加上博聞強記，胸中儲備了豐富的知識。畢業後每次去看先生，海闊天空，漫談任何話題，先生沒有不知道的。先生會作詩填詞，曾和學生共同出版《青山烏海集》及《薪火集》。

先生書法別具特色，稱得上真正書家。先生要求我寫古體詩文，練書法。可惜當時看不到這些素養的價值，書法認真練了，古詩文寫作沒怎麼上心。直到近些年，才深切感受到作古體詩文有多重要。

我現在正在作《樂府詩集》整理和續編，需要用文言文寫作，才深感文言文有多重要。眼下是自媒體時代，流行語言低俗不堪，變化極快，再過多少年，恐怕沒有人能懂現在人說的是什麼了。文言文是雅言，通行了幾千年，那才是文獻整理合適的工作語言。

「書生老去，機會方來」。先生學術春天是從晚年開始的。長期學術積累，到70歲後才爆發出來。他把北方民族文化遺產整理和研究作為主攻方向，把追尋民族融合過程作為研究目標。不管是否退休，都爭分奪秒向既定目標邁進。

幾年之間，帶領老學生們完成了《元代少數民族詩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古代蒙古族漢文詩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歷代邊塞詩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元代北方民族詞選》（1999年版）等著作，使學界能直觀地看到古代漢語文學創作中民族作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醉心北方民族文化研究

為了更好地推行既定目標，先生發起成立了北方民族文化遺產研究會，並在內蒙古自治區民政廳註冊，親自擔任會長。研究會匯集了漢語系、蒙語系、蒙古歷史研究所，蒙古語言研究所一批專家。先生還主編集刊《北方民族文化遺產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北方民族文化遺產研究文集》（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等著作。他不知老之將至，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當中。

他親自撰寫了一系列「重磅」文章。例如〈關於薩都剌的族屬、家世、籍貫、生卒年、一生官歷問題的考證〉（《內蒙古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民族文學研究》1988年第2期轉載），以近兩萬字篇幅，徹底弄清了長期以來有關元代著名詩人薩都剌生平的一系列問題。

文中根據「薩都剌《雁門集》和《雁門薩氏家譜》並參考其諸孫薩龍光於清中葉所作有關事蹟、年月的箋證，勾稽古今公私述作數十百種」，又遍訪薩都剌後人才寫成。他的〈元代契丹族文化述評〉、〈耶律楚材及其詩歌〉等文章，深入細緻程度，為當時學界所僅見。

如今北方民族文化遺產研究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學術領域，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古代文學學科一班人正沿著這一方向繼續向前開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