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汝德：由董建華到林鄭月娥四屆特首出了什麼問題？

編按：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今年出版新書A City Mismanaged：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譯名為《管治之失：香港奮力求存》，暫未有中譯本），談及特區政府管治失誤之處。本社獲香港大學出版社授權摘譯前言，內容豐富，將分四篇刊出，敬請留意。

這本書談的是生存，但談的並非是那約計100萬名被官方定義為「貧窮」的人如何生存，亦非官方統計數字所推算那60萬名遭受殘疾之苦的人如何生存。這本書不會探討香港在政治層面的生存和與其相關的憲制改革問題──儘管這些充滿不確定性的事情，同樣是香港社會最為關注、並佔據了香港的政治議程的事。本書談到的生存威脅，是那些會在根本上影響到整個香港社會幸褔的威脅。

比方說，為何中產人士儲夠了積蓄購入一個不錯的單位──他們通常是按揭供樓的──卻不能保證這些物業會一直是舒適的安樂窩、能讓自己的下一代繼承？從2009年開始，有證據顯示數以千計的私人樓宇已經老舊殘破且不安全，而這樣的樓宇未來將愈來愈多。

為什麼那些父母願意支付全額學費，以供他們在中學考試有足夠分數卻被大學拒諸門外的孩子升學，卻被誤導接受由政府資助的另類教育途徑？為數不少的這類學生受到鼓動，跑去報讀費用高昂的自資副學士課程、高級文憑課程或其他專上課程。然而，從2008年起，種種迹象已三番四次顯示，這些課程大都良莠不齊、水平成疑，未必能帶來更佳的就業前景或更理想的收入。

歷屆行政長官領導失誤

還有，為何政府當局忽視普羅市民的生命安全，知道有人生命受威脅也不介入以阻止悲劇發生？

本書將進一步闡明，上述的多種情況都指向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歷任行政長官和許多司局長的錯誤政策和領導失誤；特別是他們的財政政策讓公務員隊伍在管治香港這座先進城市時，推行政策所必需的能力受到持續不斷的侵蝕和削弱。

另一種威脅也同時籠罩着整個香港社會。《基本法》為保持香港經濟和社會生活方式提供了保證，但這種法律保障卻正遭到不斷蠶食；背後的原因，本書將會指出，是累屆行政長官和司局長選擇性地實施《基本法》的內容。此外，政府在處理香港與其最大商業客戶（即中國內地）之間的商貿關係時屢屢出錯，同樣危害香港未來的生存。

管治香港不應如此艱難

此書的每一章，都令一個問題逐漸變得清晰──香港社會目前的幸福和未來的生存都受到威脅；這威脅由每一任行政長官的個人決策和他們所犯的明顯政策錯誤造成，而他們極其抗拒改變這些政策決定。他們千瘡百孔的政策和力有不逮的領導所引致的苦果，令大眾在生活和工作的許多重要領域承受極大的痛苦。

不過，管治香港不應是如此艱難的事。無論如何，香港人是理想的市民，縱然面對1997至2017年間一系列不能預見並可引發災難的威脅，例如1997-1998的亞洲金融風暴、2007-2009的環球金融海嘯、2003的「沙士」（SARS）疫情；廣東省內僱用上千萬工人的港資工廠從2007年起經歷倒閉潮；公眾從2012年起對政治議題的不滿加劇、大型示威愈演愈烈⋯⋯香港仍然穩步向前。

儘管經歷上述種種，香港的商業仍然發展蓬勃，以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尤甚。2000年至2015年間，中國大陸從香港接收了超過$7,0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金額將近國家總資金流入量的一半。同時，香港在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擔當了重要角色。香港是「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融資與資產管理中心，以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池」，處理中國在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總量的75%。

香港人能夠成就卓越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工作充滿熱情。2000至2010年間，工資增長滯後，教育和醫療費用則節節上升，住屋情況不斷惡化。可是，雖然欠缺金錢誘因，一般僱員的工作表現仍持續改善。期間香港勞動生產力每年上升了3.4%，高於於新加坡的2.4%、美國的1.4%和德國的0.8%。

商業利潤亦見可觀增長，這是稅務收益顯示的。從1997年到2017年，利得稅佔政府收入的比例從20%上升到25%。政府有豐厚的財政資金：2017年庫房儲備高達9,360億港元，幾乎是1997年的兩倍，即使整個特區政府沒有任何收入，財政儲備亦足以支持政府全部開支兩年。

香港在各個生活領域都達到優異的標準，且被視作理所當然，然而身負治理香港責任的官員，表現卻一直未逹標。這篇前言首先會逐一介紹歷任行政長官，並論述在他們管治下香港出了什麼問題，同時概括每一章如何闡述由於官員的不勝任和錯誤理念所導致的各種損害。

香港為何變得面目全非？

1997年7月1日，董建華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他對前景充滿信心。他解釋這樣的樂觀態度來自於香港取得的輝煌成就：

「香港是當今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系，因為我們一直實行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堅持穩健理財政策和低稅制，講求法治精神，強調行政主導和高效率的公務員體系。」

董建華也坦白承認，挑戰就在眼前，不容忽視，諸如通脹、人口老化、房屋短缺和就業問題。不過，董建華傳達了強烈訊息，相信香港定能找到方法解決這些問題。

第四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17年上任之時，香港似乎已經變得面目全非。而且這些變化都朝着壞的方向走。董建華那種對香港成就的自豪感和對政府有能力克服挑戰的自信，早已煙消雲散。林鄭月娥在接受任命後的首次公開致辭中，點出了香港的管治缺失：政府表現差強人意、制定政策者與公眾的意向脫節。林鄭月娥指出香港需要「管治新風格」，稱「政策要更貼近市民的期望和渴求」，林鄭如此坦白道出實情，切中肯綮。

在選舉政綱中，林鄭月娥描述了她針對管治不當而將會推行的改革。「管治新風」會包括「以客觀研究和實證為基礎，從事實出發，持續檢視現行政策」。這似乎意味着在決策層面上，專業精神將取代由錯誤認知衍生的管治不當，以及決策層缺乏根據的臆測，並矢言一定會改善管理。然而，不幸地，林鄭本人就違反了自己提出的「以實證為基礎」的承諾。她的競選政綱稱香港面臨長期的危機：

「香港多方面的優勢正面對不同的衝擊，既有政治原因，也受外國經濟影響。加上過去幾年出現的社會矛盾、政治爭拗和經濟發展緩慢，不少人都對香港前景關心、擔心，甚至灰心。」

這些說法極之不準確。「實證」（此處且用她的字眼來說）顯示的是，香港的社會穩定在「過去幾年」得到很大的改善。

林鄭錯判香港面對的挑戰

2007至2016年間，香港的犯罪率下降了29%，勞資關係改善了，因工業糾紛而損失的工作日數由2007年的8,027天下降至2016年的169天──就國際水平而言，是一個極低的數字。至於經濟，很難理解林鄭月娥為何相信香港的經濟表現欠佳──2007年至2016年間，香港的GDP足足上升了了46%。很顯然，林鄭月娥不會有耐性聽取財政司司長在2017年財政預算案演說中預視香港在經濟事務上非常樂觀的前景──「香港的經濟規模雖然不大，卻是世界上先進經濟體之一。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高達44,000美元，超越日本和不少歐洲先進經濟體。」

以一個有十年司長經驗的人來說（當中五年更是出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竟然會對香港所面對的挑戰作此番謬誤的公開陳述，實在令人驚訝。然而並非只有林鄭如此，她對香港賴以持續繁榮的主要經濟指標不明所以，只反映香港一直都要包容歷任行政長官與每個資質平凡的司長水平不足、表現不濟的事實。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列出大量證據，證明特區政府領導班子中有同樣錯誤的認知。（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