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汝德：梁振英上任不幸的開端

編按：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今年出版新書A City Mismanaged：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譯名為《管治之失：香港奮力求存》，暫未有中譯本），談及特區政府管治失誤之處。本社獲香港大學出版社授權摘譯前言，內容豐富，將分四篇刊出，敬請留意。此篇為第三篇。

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要面對的是猛烈而不客氣的批評；批評指他無法取信於民，不管推出什麼政策方案亦如是。社會大眾似乎覺得梁振英沒有秉持香港的核心價值。他採取了一種非常「離地」，甚至近乎學術討論的方法，來應對社會上大部分人視為生存問題的議題。

他一直都很公開表明他相信「生存文化是不必要」的觀點。舉例說，1994年，梁振英針對港人面對未來所感到的焦慮，提出了一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說法。他大談自己如何細讀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指該聲明有好幾個清晰的「不變」承諾，形容聲明是「板上釘釘，蓋上了日期戳印」，而他在「12個小段落」中找到7個這樣的承諾。

梁振英的錯誤判斷

梁振英也列舉出社會的種種憂慮，指市民所憂心的都是「較為日常瑣碎的事情── 護照、通用貨幣（及其國際兌換能力）、教育制度」。對於多數家庭來說，這些事情關乎他們的自身生存，他卻覺得不足掛齒。雖然梁振英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他並不認為《基本法》能夠多少安撫那些對前景惴惴不安的市民。他警告說，香港不應期望依賴這些「歷史文件」、這些「寫進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不變承諾」。按他的分析，這些法律文件並沒有提供任何保障。他的意思是，不管香港人優先考慮的是什麼，也不管《基本法》條文寫了什麼，特區政府因應政治經濟環境作出改變的自由也不會受「歷史文件」制約。

對於經濟方面的生存問題，梁振英的觀點也同樣出自於錯誤的資訊。

他相信經濟融合能讓香港得以進入內地全國的市場，並認為內地是一個全面競爭的市場、會以其他現代經濟體相同的方式運作。這個觀點絕對是錯的。他似乎完全無視自199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為提高商業水平和清除在商業和金融發展的道路上，因地方政府執意保護本地企業產生的壁壘而殫精竭慮。內地並沒有提供如梁振英所描述的那種理想營商環境，香港亦不是他所描述的脆弱經濟體。

梁振英2012年上任時，自信在資歷和人脈方面有獨特的優勢，能超越前兩任特首，與內地高級官員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在港英年代，他在向香港推廣中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也似乎在北京贏得相當的尊重。他在1997年獲委任加入行政會議，及後擢升為召集人，都似乎顯示他受到批准有關任命的國家領導人高度信任。

梁振英本人當然是這樣想的。他在2013年吹噓自己與中央政府以及省級政府有「緊密的政府對政府聯繫」，中央及地方都會給予香港准入的優惠。梁宣布他將會改變之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每年不多於兩次到北京述職的「不成文傳統」。他會更頻繁在中國首都出現。而且，他對採取一種新的談判策略充滿信心──他稱之為「內交」，認為這能讓他成功令那些以前不太重視香港的內地官員作出讓步。

可是，梁振英的算盤打不響。他很快就發現，國家領導人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比前任特首更多地接見他。很明顯，他訪京的日程和頻率，由北京說了算。他無法在覺得有需要時，跑去跟內地中央或地方領導人面談。更糟糕的還在後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跟梁振英會面後，默許傳媒引述他的說法──將來特首向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述職時，須先指出自身的不足，而不是為自己邀功。這句話被理解為國家領導人對梁振英表現的評價有所保留。

始料不及的「降格」

政治的尷尬局面持續。2015年，梁振英在國家體制中的地位在他上京述職時「重新定調」。從他與習近平主席的一張公開合照中可見，座位安排經過精心設計，為的是顯示梁振英不再享有昔日地位。

在一個像中國這樣對禮賓等級和排名次序敏感的政治環境中，梁振英的「降格」是再也明顯不過了。梁振英自己似乎也始料不及，而他向傳媒解釋則用上一個含糊的說法：「這反映了中國與香港的憲制關係」。說句公道話，梁振英在為香港爭取公平進入內地市場的失敗之行中，依然迎難而上撐到底。

正是由於梁振英無法在社會建立任何誠信，他才無法保住行政長官的職位。民間的頑強對抗和僵持不下的抗議堵塞了他許多政策措施，而梁振英為了他無法建立誠信付出代價。很多時候，他想出來的計劃都有漏洞，但很多亟需推行的重要改革也因他個人跟立法會議員、壓力團體、傳媒和大眾關係不良而變得停滯不前。不幸地，他公開表示了自己對一個群體的極度不信任，而這群體佔人口一大部分，結果加劇了大眾的對抗心理。2014年一篇報章訪問中，梁振英指政治制度必須讓特首居不必受制於一味要求建設福利社會的所謂選票壓力，而且必須讓親商政策持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他指月薪$14,000或以下的人不應享有特首選舉提名權（編按：當時特首辦否認梁振英發表過有關言論）──而這個類別的人佔香港勞動人口的一半。

梁振英似乎忘記了他一開始競選香港第三任行政長官時，自己極力顯示的截然不同的形象：

在2009年一篇演講中，他曾宣稱自己站在社會中弱勢群體一邊，他對政府中愈來愈嚴重的管治失當表示憤怒。有報道指他說過「香港過去12年的發展，比起回歸前港英政府所達到的，速度是放慢了」，又稱「政府須關顧低收入家庭的需要，並帶動經濟增長」。他又反對前兩任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提出的削減開支方案。

問及政府可如何改善施政，梁振英說：「我們並不缺財政資源。我們也不缺想法和能力。我們在過去10至15年所欠缺的是速度。」

對董曾二人作出這樣直言不諱的批評，令他自己也無法免於於被批評。梁振英身任行會召集人一職的時間，橫跨了董曾二人的任期──他沒有在市民對政府不滿的抗議聲中辭職下台，而是繼續身居要職，他也就無法撇清在董曾二人任內，港府施政嚴重錯誤的責任。因此，他的誠信在上任之時已打了折扣。

但是，最令他失卻民心的是他自己的施政表現。若看上文所引述梁振英的那段話，他聲稱前兩任特首施政舉步維艱的原因，是政府辦事「欠缺速度」，但是，他自己應對香港社會最迫切問題時的「速度」卻更慢，加上他在接受任命前曾說，港府沒有財政短缺的問題，但上任伊始，他卻容許財政司司長預測社會服務開支若不減少，便會出現財政災難。這樣前後了矛盾的說法，未免有辱大眾的智商，難免要付出沉重代價。

自身短處揭露人前

梁振英不像董建華和曾蔭權，他沒有進行自我批評，以圖挽救聲譽。在他任期日薄西山的最後一段日子，梁振英反而發表了一份報告書，記載了大量他引以自豪的成就。他以為發表了一張漂亮的「成績表」，實際卻無異於將自身短處揭露人前。他指這份《第四屆政府施政匯報2012-2017》是為了「向全社會交代施政進度和成果」。恰恰相反，這份報告卻是提供證據，揭示他的施政到底錯在哪裏。從2012起，梁振英在不同政策方面所作的承諾多不勝數，而在人手或資源增撥方面的長遠政策卻承諾得相對較少。於是，這份文件連篇累牘所載的都是有關「公眾諮詢」、「小型先導計劃」和「試驗計劃」的瑣碎細節。這份文件亦有許多斧鑿痕跡，像要盡可能將最多的正面功績羅列出來，縱然這些成果對公眾意義並不大。這份施政匯報的表達方式已令人摸不着頭腦，內容也難以為市民所用。這份文件並非運作良好的政府或有為政治領導層的報告。

本書特別關注的，是施政匯報中有關房屋的章節。這曾經是梁振英上任時的頭等大事，但是也是令他最尷尬的失敗事例之一。這份施政匯報說明了為何不可能預期有別的結果出現。

他的房屋局長同時要兼顧運輸事宜（編按：稱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而工作報告花在運輸方面的筆墨，足足是報告陳述香港房屋危機數字的三倍。這種失衡恰好反映梁班子在政治及財政上對運輸事宜優先關注的程度。

施政匯報也極少提及樓宇管理及維修的不足，而這兩者卻是對私人樓宇的主要威脅。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並沒有列在「房屋問題」部分，而是淹沒在「文康市政、行政」部分的字海之中。

梁振英亦在個人成就中加入《樹木管理手冊》一項。這本小冊子於2016年出版，旨在「進一步提升私人物業業主及物業管理公司樹木管理的責任意識」。那時候，港府正戮力推行物業管理現代化的制度。香港四處樓宇密布，引入「樹木管理」在當時來說只會令事情更加複雜，不能看成是讓家園變得更安全的貢獻。這並不是良好的管治方法。

在梁振英首個任期的尾聲，他的誠信度已名存實亡。他公開宣稱無法繼續履行行政長官的職責，原因是他的家庭正在承受壓力。他的表現說明自己比董建華更受不了身居高位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