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2016）的3月，我向當時即將就任的蔡英文女士呼籲：新總統最迫切的挑戰就是兩岸和平，新總統要改善現狀，而非維持現狀，那就是要堅定勇敢地說：選擇「China Plus」，不是「China Minus」。一旦兩岸關係穩定，什麼都變得可能，新總統就有廣闊的新舞台，展開推動及簽訂一連串的開放政策。真如資深報人張作錦一再指出：只有愛台灣的台灣人做領袖，才有自信，也才會使台灣人民相信，他（她）可以與大陸談和平，談開放。
Mission Impossible？這就全在新總統一個字的選擇：「Plus」還是「Minus」？
8年後（2024），當台灣被指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地區」時，5月接任的賴清德先生面對的兩岸緊張局勢，是前所未有的重中之重。此刻美中台三邊在台海的軍事情勢，早變成隨時會擦槍走火。兵臨城下的威脅，使充滿鬥志的國防部長晚上難以入眠。
台灣沒有犯錯的空間
讓我們共同冷靜地思考下，有哪些政策是新政府可以認真推行的。關心台灣的國際學者及評論家如波特、桑默斯、傅高義、奈伊、佛里曼、陸克文等，在近年接受《遠見》專訪時，都先後指出：
台灣要持續擴大開放，增加整體競爭力。
台灣要多宣揚民主，少強調主權；民主展示軟實力，主權要靠硬實力。
台灣可以用各種軟實力，增加兩岸交流的吸引力。當互信增加時，也就增加了兩岸的和平。
台灣沒有太多犯錯的空間。
美中若衝突，台灣絕不會受益。
全球永續發展，台灣要扮演主角。
三個名詞
近年來國際強權間出現一個名詞：瘋狂或相互毀滅（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擁有核子武器的美蘇加上中國，不論誰先出手，結果都是同歸於盡。另一個重要名詞是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在雷根（列根）與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雙方討論減少武器競賽時，有識之士呼籲：如果冷戰減緩，就會產生「和平紅利」，用在武器上的龐大費用，就可用在和平用途上。
台灣的經驗是：2008年馬總統執政後，立刻推動兩岸直航，馬上出現和平紅利，更因為兩岸關係的交流與拓展；民眾減少了在戰爭恐懼中生活及工作。不論對馬政府有多少指責，必須要接受的事實是：那是兩岸關係最有進展的8年。
第三個名詞是軟實力（Soft Power）。當哈佛教授奈伊在1990年代提出硬實力與軟實力的概念時，前者是指以軍事強勢來壓制對方；後者是指以其制度、文化、政策的優越性與道德性，展現其吸引力。硬實力可能贏得戰爭；軟實力才能獲得和平，軟實力不是軟弱，與中華文化中以柔克剛相互呼應。
具體地說，軟實力包括擁有較優秀的國民素質、進步的教育、公平的法治、現代化的制度、透明的政府行為、高度的執行力等。
《經濟學人》（2017.3.25），以罕見的三整頁圖表並列的方式，報道中國大陸近年來花幾十億經費用軟實力贏得好感（Soft Power Buying Love），再以一帶一路的經貿擴展，推廣習近平提倡的中國夢。
兩個難忘場景：莫斯科與舊金山
美國兩位總統川普與拜登，為了美國本身利益及獨佔世界霸權地位，不斷在台海情勢變局中，出售各種性能武器給台灣。以台灣有限的財力（從幾十億到幾百億，到現在6000億新台幣），去多買一些武器對抗中國大陸來增加硬實力，是難以奏效的。如把這些幾百億投資於軟實力（如教育），則是一個天大的紅利。
這使我想起莫斯科與舊金山兩個難忘的場景。
1980年4月首次去蘇俄及東歐訪問。一位莫斯科大學的教授憤怒地告訴我：「蘇聯的核彈能消滅敵人幾十次，但政府就不讓我們的人民好好地活一次！」
看到莫斯科商店裏少得可憐的商品，排隊的長龍擠到外面冰雪融化的骯髒馬路上，「麵包與槍砲」的排擠效果是多麼可怕地出現在眼前！
1994年，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應戈巴契夫之邀赴舊金山出席他主持的論壇。他們兩位有兩次私下聚晤，我陪同參加。筆記中我寫着：兩位都談及「不僅要減少國與國之間的軍事衝突，更要全力促進世界和平。」並思考要在亞洲設立一個世界性的和平大學，培養下一代的領袖，減少下一代子孫面對戰爭的威脅。
既有馬習會，盼有賴習會
冷戰時代的核武瘋狂（MAD），已不再迫在眉睫；兩岸領導人賴清德與習近平遲早必須要排除萬難討論兩岸和平（MAP──Mutually Assured Peace）。如果兩岸領導人馬英九與習近平能在分治66年後，於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為什麼賴習會沒有可能？誰能想到最反共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尼克遜）會在1972年2月21日，飛到北京中南海會晤毛澤東？
另一位反共的雷根，在1985年11月首次與戈巴契夫在日內瓦商談減少軍備，啟動了冷戰結束。
化敵為友是領導人最重要責任。當有一天「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習近平會晤（可在金門與廈門），會產生什麼後果？不論什麼結果，都不會比兩邊發生戰爭更可怕。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