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加速了世界的變化，而變化總是給社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如果一個社會既能獲取變動所帶來的紅利，又能消化變動所帶來的負面結果，那變動便是進步；如果一個社會有能力獲取變動所帶來的紅利，卻不能消化變動所帶來的負面結果，那這個社會就會充滿風險；如果一個既不能獲取變動所帶來的紅利，也不能逃避變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那這個社會就處於險境中了。
從今天世界各國的現狀來看，大部分國家似乎都面臨後兩者情形。這尤其表現在極端的收入分配差異和社會分化方面。盡管很難想象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但一個社會如果缺失基本的社會平等和公平，那這個社會就會很難治理。歷史上，高度分化的社會往往會發生革命甚至動盪。無怪乎，今天為數不少的人愈來愈擔心是否革命再次將至。
這種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最近，專注於收集收入和財富分配數據、分析世界不平等現象趨勢的世界不平等實驗室（The World Inequality Lab）發布了一份題為《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的報告。包括法國學者皮凱蒂（Thomas Piketty）等諸多著名學者在內的研究團隊發現，在1980年至2016年間，收入前1%的人掌握了北美（ 美國和加拿大）和西歐實際收入總量的28%，而收入後50% 的人只得到其中的9%。
北美和西歐的實際對照更為明顯，也更糟糕。在西歐，收入前1% 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與收入後51%的人相當；而在北美， 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與收入後88%的人相當。
報告也發現，盡管收入差異擴大是一個世界性大趨勢，但各地區和國家則有差異。自198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北美和亞洲迅速攀升，在歐洲適度上升，在中東、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巴西則穩定在極高水平。二戰後，西方各國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佔比相對較低，但自二戰以來，收入前1%人的收入佔比在英語國家大大增加，尤其在美國；而在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不難看到，收入差異惡化最嚴重的，也是那些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國家。東亞經濟體早期在取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實現了收入差異的最小化，為社會公平的世界典範。但1990年代末以來，這些經濟體也以不同形式引入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收入差異快速擴大。
聯合國的一個美國考察報告也帶來了同樣不好的消息。該組織的赤貧和人權問題報告員到美國各州考察，發現平均每八個美國人就至少有一個生活貧困，而當中近半則深陷赤貧，絕大部分無法擺脫困境。美國官方數據顯示，14%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但這個考察報告則認為20%較為接近現實。
這裡還有一個就業「假象」問題。盡管美國的失業率不高，但就業並不意味着脫離貧窮。以沃爾瑪超市員工為例，一般工人單靠一份全職工作無法生存，除了工作還必須依賴政府發放的票證來支撐生活。今天的美國，出生於貧困中的孩子，幾乎沒有任何機會擺脫貧困，窮人家的孩子缺乏或根本就無法吃上對發育有助益的營養食品，難以獲得基本衛生保障和教育機會。
政策惡化不平等
同樣嚴峻的是，盡管不平等是諸多歷史的和現實的因素形成的，但很多國家所採取的政策不是去緩解不平等，反而在惡化不平等。 以美國為例。奧巴馬當選總統之後開始採取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在醫療改革等方面向窮人傾斜。但特朗普上台之後，馬上中止了奧巴馬的政策。不僅如此，特朗普推出新的稅收改革，大幅度消減企業稅率。普遍估計，這一稅改會導致消減社會福利和醫藥津貼等政策，結果只會使得貧困與不平等問題變得更加糟糕。
實際上，很多年來，不平等一直是西方社會討論和爭論的最熱點問題。這些年，圍繞著皮凱蒂所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所展開的激烈爭論，就可以窺見一斑。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巨大的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已經開始威脅到西方民主政治。貧困使得窮人愈來愈邊緣化，他們的聲音沒有機會讓人聽到，因而無法影響公共政策。
西方傳統上是少數人的精英民主，民主意味着少數人的政治參與。但在大衆民主時代，所有大衆都可以參與政治。不過，前提是大衆教育，人們能夠理性地獲取信息，理性地分析信息，做出理性的選擇。貧困者不見得不能參與，但貧困的確影響人們理性地參與政治。貧困狀態下的參與，經常導致人們不想看到的結局。這種情況已經發生，最明顯地表現在英國脫歐公投上，公投產生的結果既不是反對公投的中產階層所想看到的，也不是很多支持公投的人所想看到的結果。
西方發達國家如此，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以中國為例，收入分配實際上已經非常嚴峻，以至於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愈來愈具有政治敏感性，經常被禁止討論。不看別的，光看如此之小的中產階層規模，就可以從側面看出巨大的收入差異。
在東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體（韓國、新加坡、 香港和台灣）在經濟起飛之後的20多年間，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近40年裡甚至高於這些經濟體，但中產階層仍然非常小。在西方看來，中國正在變成一個消費社會， 但這只說明中國中產階層的絕對人數多這一事實。在中國，高消費社會只是很小的群體，佔人口的比率非常小。
和西方一樣，經濟結構和技術的變化也使得收入差異急劇拉大。盡管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緩解了就業壓力，但服務業很多從業人員至多維持在傳統所說的生存經濟水平。快遞、出租車、保安、房地產建築和其他服務業領域的大量就業人員，能夠生存就不錯了，根本不會有條件躋身中產階級。以快遞業為例， 阿里巴巴等幾乎所有快遞公司，都是以拼命壓低快遞小哥的工資來獲取利潤。資本方的獲利水平和普通快遞小哥的工資差異巨大。
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挑戰
為什麼收入差異很難得到有意義的改善？一般認為，這主要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在既得利益集團牢不可破的情況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其實是美國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r Olson）的命題。奧爾遜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中，深入探討了既得利益集團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盡管奧爾遜探討的是經濟增長問題，但他的理論對解釋收入差異擴大也是有效的。
奧爾遜認為，一個長期穩定的社會必然形成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則是分利集團，他們置其他群體的利益於不顧，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每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都會致力於努力分到最大一塊經濟「大餅」，把發展轉變為分配，從而阻礙經濟增長。奧爾遜更觀察到，一個社會戰爭或動亂之後，經濟增長會比較快，因為戰爭和動亂削弱既得利益集團。
收入分配方面何嘗不是這樣呢？既得利益往往就是「自我服務」 集團。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二次分配政策上，既得利益所制定的政策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他們的政策盡管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窮人受惠，但大部分利益則流向既得利益本身，從而加大收入差異。
從歷史角度來看，似乎並不存在有效解決巨大收入差異的方法。不過，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是很難生存下去的，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歷史提供給人們的方法，或許是人們所不希望看到的，但的確發生了；就是說，有效地解決收入差異問題的往往是災難，包括戰爭、革命、 瘟疫和饑荒。
瘟疫和饑荒是自然災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人類的控制，而戰爭與革命則是人為的。其實，戰爭和革命往往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情況往往是因為內部因素而產生革命，統治者為了轉嫁內部革命而產生了國家間的戰爭。例如， 一戰和二戰都和西方國家內部矛盾有關。盡管今天的條件不同了，但戰爭的風險仍然存在。
這些年來，地緣政治在快速變動，並且與各國（尤其是大國） 內部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全球化在西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各國開始搞貿易保護主義。尤其在美國，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急劇上升，並把責任推到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 身上。在內部矛盾尖銳時，也不能排除一些國家在軍事方面的冒險。
解決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方法
就革命來說，歷史上出現過三種革命，對減少收入差異、增進社會公平方面發生過重大作用。
第一，西歐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一種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福利資本主義的「革命」。原始資本主義下的高度剝削，促使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為了資本主義的正常運作，西方政府進行了「自我革命」，通過稅收政策進行二次分配，確立了福利社會。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社會，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的一次最偉大的轉型。如果福利社會是可以持續的，那社會也會穩定下去。當然，今天福利社會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在於其可持續性。
第二，蘇聯和中國式的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用最直接的方法消滅了既得利益，實現所有人財物的重新分配，從而大大減少了社會的不平等。不過，很顯然，暴力革命中，生命代價的損失不可計數。
第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體的「社會革命」。這些經濟體一方面接受了資本主義來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接受了前面兩種革命的教訓，政府主動進行社會建設，既避免了蘇聯、中國式的暴力革命，也避免了歐洲式的社會主義運動。 它們都在經濟起飛後的30年時間內，培養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實現了社會公平的目標。
今天，很多國家再次面臨極端的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都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前面所說的美國特朗普減稅方法，儘管其意圖是為了刺激經濟發展，但就解決收入差異來說，並不被看好。歐洲也在尋找方法，一些北歐國家在進行試點，不管人們工作與否，都能得到一份工資。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傳統福利方法的延伸版。中國則在通過精准扶貧，解決農村和城市的絕對貧困人口。不管使用什麼方法， 如果不能守住窮人最低生活線，那「革命」就會出現了。
不過，也很容易看得出，所有這些改革都不是系統性的社會變革，不足以防止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既得利益主導下的所有改革， 其核心仍然是增進既得利益，而非普羅大衆。無論是美國或歐洲，只要既得利益所做的仍然是鞏固自己的城堡，窮人增加的趨勢不可逆轉。
此外，今天的窮人也往往是受過教育的群體，並且擁有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有效武器。內外部的任何因素都很容易觸發革命的發生。以前西方國家在非西方國家推行「顏色革命」，但現在顏色革命也已經延伸到西方本身。可以相信，如果各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自我革命」的勇氣，那不同形式的革命可能會是不可避免的。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