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用經濟學舌戰群雄

筆者與雷鼎鳴教授的第一次接觸，是在2006年，他在《明報》發表〈干預市場致貧之路——從中韓兩國農業說起〉一文，引發多位公共知識分子就最低工資議題，展開橫跨近五個月的連場筆戰。那場經典論辯，可謂大學生及中學生理解最低工資正反論據的最佳入門教材。八年時光匆匆過去，當日的小伙子，已成為負責是次專訪的記者，而最低工資，亦已由概念變成現實。各方論點孰優孰劣，相信時間已給予一個最好的答案，但當年「一石激起千重浪」的光景，實在令不少人眼界大開。

從那時起，筆者不時會留意雷鼎鳴這位學者及作家的動向。雷教授可謂在芸芸學者其中一位最多產的專欄作家，現在每隔幾天就有新文章發表（刊於不同報章或雜誌），又於不同網上平台（包括本社）發表文章，以文會友。除寫作外，雷教授亦是其中一位於媒體曝光率極高的經濟學人，常常回答記者有關經濟學及政治議題的提問。儘管各界對他的言論看法不一，但他鮮明的議論風格，令他獲得了大眾的注視。

這次邀得雷教授進行專訪，對筆者可說是一個大挑戰，因為要在一個曝光率如此高企的學者身上，尋找鮮為人知的新鮮視角及論點，實在是殊不容易。是次訪問共分兩篇，第一篇首先由雷教授憶述美國教育如何成就他的敢言風格，並分享了他的經濟學治學之道。

雷：芝大的教育和香港是截然不同的，當年如果要畢業須讀45個科目，每年有3個學期，每個學期大約讀4至5科。如果要以經濟作為主修科目，其實只需要讀8個指定學科（包括若干必修及選修科目）。此外，我們亦需要讀很多通識教育的學科。這種教育模式對我人生的走向非常重要。

芝大這種所謂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當中強調「自由」，是指要解放人的思想，而解放的途徑，就是要求學生一定要讀原著，不要第二手的資料，包含範圍由古到今都有，希望學生吸收百年一遇的大師們所留下來的精髓。這些大師有着無限創意，很多思想是無中生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透過研讀不同年代的頂尖著作——當然，由於時代或語境的差異，讀起來的時候會有點困難——學生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師的觀點，然後將這些觀點放進腦袋。在吸收以後，這些大師的觀點會在學生的腦袋互相對話及競爭，最後成為學生自己信奉的價值與判斷。

這一種類近於「寺院式」的自由教育成效甚佳。我將他稱為「寺院式」教育，是因為大學建築本身已富有中世紀建築的風格，而當時同學們都會在學校各個地方就不同議題進行思辯。我還記得，那時候突然會有同學抽一段柏拉圖出來，大家就會開始圍起來七嘴八舌了。我每一年都會與不同背景的人住在一起，大家傾談的話題很多，常常一講就是通宵達旦。

雷：當時我們有一句口頭禪：「現在由我指出你的錯誤」，但現在看回來有時候討論的問題是挺無聊的。在年輕的時候，討論是不認輸的，只要對方有新論點，我們定必會想辦法找出有力的反駁。所以現在我們辯駁的時候，是不怕任何人的，這不只是由於同學之間進行思辯而累積起來的訓練，我們的學習過程亦是與不同時期大師進行思想的角力，甚至勇於挑戰。這種挑戰慢慢地形成我們論辯的膽量。

在讀書的時候，我們會讀到很多理論，但未必會知道那些理論究竟有多重要，又或是對那些論調不感興趣，甚至有時候只是活剝生吞地應付下來。事實上，只有很少學生可以將學到的立即學以致用。然而，重要的是訓練思考的過程，建立基礎，在經歷不同事情後，他日有需要時再次翻閱及思考，我們就會了解那些學識是何等重要。

我在芝大畢業後，曾短暫回來香港，教過中學，又在商界做了一陣子，了解到香港商界的不少情況，明白經濟學在現實的重要性，最後才決定到美國繼續深造。當年我到明尼蘇達大學念博士，深深感受到那裏的教育是何等優秀。當年明尼蘇達在宏觀經濟學方面差不多是最頂尖的學府，在經濟學的排名甚至高於哈佛大學。舉個例，我記得負責對我論文進行評審的五人委員會，有四人都是美國科學院院士，更有兩人在其後拿了諾貝爾獎。這樣高水平的評審委員會，除了在明尼蘇達，可謂絕無僅有。在那裏，我對宏觀經濟的理解更上了一層樓，而芝大的本科訓練亦使我對微觀經濟學——尤其是價格理論（price theory）——有不錯的基礎。還記得當時在芝大我上過貝卡爾（Gary Becker）的課，他是一位很出色的老師，強調經濟學在日常生活的應用，這對我影響深遠。

雷：我已經慣了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問題，但在這方面我需要再說得明白一些：在芝大，他們不承認有很多形式的社會科學。在芝大的社會科學大樓的牌坊，social sciences 最後的 s 被特意地刪去，意思就是不提倡社會學之間的人為分隔，只要能解釋社會現象的，就是最好的理論，應為所有不同種類的社會科學所提倡及推崇。

在這個角度來看，經濟學者分析政治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一回事，只是在香港有很多人認為這是越界之舉，我認為這種看法十分膚淺。首先，社會科學無分適用與不適用，因為各類理論都是解釋世界的邏輯，就正如自然科學不會分開來看一樣，而是環環相扣的。另外，社會科學就是要解釋人類的行為，而在最早期的論說中，是沒有學系之分，所謂學系之分只是後來的人設立出來，實際上沒有特定的用處。我着重的就是分析，就這樣簡單，誰有更好的邏輯，更廣泛的應用層面，誰就是論辯的贏家。

我認為經濟學在應用層面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可以用來解釋很多事情的共通點。一般香港人所應用及想像的經濟學，只是經濟學總體不足十分之一而已。另一方面，我亦非常鼓勵學生將經濟學上的理論及視角應用於生活上可見的事情上。日常生活可以接觸的東西很多，我們可以利用經濟學發掘一些新的問題，同時看看經濟學能否提供有力的解釋。

雷：舉例來說，經濟學對犯罪行為也有各樣的研究，我個人亦曾經以貪污作為研究題目。在歷史上有關犯罪，曾出現很多值得探討的現象。例如，現在若有殺人犯在行兇後成功逃去，警察將會視其為極度危險人物，並成立專案小組調查。社會調撥大量資源去緝拿殺人犯，其實可以用經濟學的原理來解釋。因為殺人這個罪名的最高刑罰是死刑，在第一次行兇後，他多殺一人的邊際成本是零（甚至是負成本），所以這些人通常都會愈做愈猖狂。在現代社會，由於人權關係，我們很難提升殺人行為的邊際成本（因為死刑已是最高刑罰了），所以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增加資源，增加成功緝捕兇手的機率，從而增加行兇者對於成本的預期——容易被捕。

然而，在古代，我們卻有增加上述邊際成本的方法，例如用凌遲處死，加重罪犯生前的痛苦，又或是以誅九族的方式使親人同受牽連；在西方中世紀的古堡中，亦常見設有酷刑室，用以對付造反的農民及奴隸，這些方法都是當時都是行之有效的。用經濟學來看古今刑罰的比較，是相當有趣的一個課題。

有些東西當然比較簡單，經濟學有一個「搜尋理論」（search theory），可用於了解背景相若的男女為何會較易成為一對，也是十分有趣的，這些都是經濟學介入日常事物的好例子。即使面對十分簡單的問題，我還是會鼓勵學生用經濟學分析，因為這就是一種思考的訓練，可以讓人在處理複雜議題時更見靈活。日常瑣事不應只被當成是無聊玩意，相反，我們應把這些思考看成是日常的操練。

下文——雷鼎鳴：知識輸入推進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