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國家正在經歷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難民來自中東國家，源源不斷，不僅沒有任何緩解的跡象，更因眾多因素而惡化。德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出於人道主義，開始接受相當規模的難民，很多國家擔心這種做法會鼓勵更多的難民湧入。黑社會組織（人蛇等）也不會放棄這個機會，通過人口走私來謀取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中東很多國家要不已經成為失敗國家，要不處於失敗國家的邊緣。很難想象，這些國家能夠在不遠的將來，建立起有效的國內治理機制。無論是內戰或者類似的衝突，都會不時地推動難民潮。
迄今為止，世界的焦點在於歐洲國家如何應付危機，很少有人去探究危機的起源。但如果不能明瞭危機的最終根源，就很難有效預防和管控危機的發生和惡化。中國人經常把危機歸結為「內憂外患」，即既有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而外因是通過內因發生作用的。中東的危機也具有內外部因素。從一個側面看，難民危機是中東國家內部政治秩序危機和外部國際秩序危機交互影響的產物。
中東國家的危機，首先是內部政治秩序的危機。在歷史上，這個地區的國家經歷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包括宗教帝國、神權政治、軍人政權和比較世俗的穆斯林憲政（西方的稱謂）等等。儘管中東國家一直在尋找比較能夠符合其宗教文化需求的政體形式，但迄今為止似乎沒有能夠為國內的大多數民衆所接受而穩定下來。如果近代以來的政治現代化，是以歐洲產生的近代世俗主權國家為標本，中東穆斯林國家幾乎沒有一個能夠順利適應這種世俗化為導向的政治變化。即使那些變得比較世俗化的國家，也是出於應對強勢的西方國家的需要。就是說，政治變化的動力在於回應外部環境變遷，而不是出於內部的變革動力。
在中東，宗教和現代世俗政治之間的不相適應是一個永恒的問題。直到今天，儘管主流世界已經變得如此物質主義，中東的各種政治勢力仍然在探索建立於宗教之上的政體。近年來崛起的伊斯蘭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伊斯蘭國要建立的不僅是基於宗教之上的國家，而且是沒有主權概念的國家組織。如果成功，就會類似於中東傳統那種基於宗教之上的帝國。對伊斯蘭國這樣的激進宗教組織來說，實現其所認同的國家形式就是實現真主的意志，而使用什麼樣的手段並不重要。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中東國家與區域秩序或者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形式一直處於強勢地位，其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的國際秩序，從形式而言也擴張到世界各個角落，包括中東地區。從形式上看，中東地區也接受了西方的主權國家形式，因為不管怎麼說，中東地區也發展出了具有主權國家形式的國家。不過，在實際層面，中東地區對西方式主權國家的認同一直是具有問題的，不同的力量一旦有機會，總是會嘗試建立基於宗教之上的「真正」的區域和國際秩序。伊斯蘭國就是例子。
中東主權國家秩序三大變化
內部的宗教派系糾紛、部落爭鬥、對現代化的不適等因素，使得中東國家充滿「內憂」，而包括國家之間宗教衝突，對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的區域和國際秩序不適等因素，也同樣為這些國家製造很不穩定的外部環境。不過，從外部環境來看，主要的是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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