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市場經濟下的愛情、婚姻和家庭

我們的主題是「金融危機後的中國經濟」，我要講的主題跟這個看起來有一點遠，是「市場化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結構和對社會轉型的影響」。這個話題表面上看與金融危機並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個人覺得金融危機不管對中國社會有危機也好，沒有危機也罷，以往我們都會看到，有任何一點事在社會都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影響？中國社會的耐心為什麼這麼少？我想從我們研究經濟和金融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中國過去30年經歷的這些方方面面的變化，也許就能夠理解除了方方面面的一些抱怨。除了權力過度膨脹帶來的社會不滿之外，的確也存在很多別的原因。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多說了。譬如說關於市場化改革，這個話題當然是七八年以前也提得比較多，但是在中國的語境之下，我們對於市場化這個名詞的理解，一般都是把市場化這個名詞理解為相對於政府權力的理解，就是市場隨着供求關係在變化，來引導資金和資源配置。但實際上，我們稍微仔細觀察一下，在中國社會過去30年發生的變化除了相對於政府權力而言的市場化改革之外，實際上還有一些更根本性的、更基礎性的發展。

 

 

我們這裏說的社會價值，對人的經濟行為產生影響的這種權力，以及相對於這些權力而言的市場化變遷，實際上從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來看，對整個中國的文化、社會結構，特別是我要強調的中國個人這方面的意義是深遠的。我順便說一下，在過去幾個月我講的幾個概念就是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77、78、79、80級的大學畢業生，每天在想的可能就是中國去向何方？要解放中國，解救中國，但是我覺得中國今天應該把重點放在解救中國人，把個人從方方面面的約束中解放出來。關於市場化改革的範疇或者範圍，當然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去理解，比方說剛才我們休息的時候，樊綱教授跟我和陳平教授在講的一個話題：以前的市場化和現在的市場化在價值和價格這些方面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跟樊綱教授說了一句話：「不管交易是以貨幣來結算還是以人情、友情來結算都是市場交易」。從這個話題來看，我們仔細去瞭解社會，實際上在今天這個社會，以人情、友情作為單位的支付手段的這些內容愈來愈少了。

 

譬如20世紀8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老師和學生之間經常你今天給我搬家，我明天騎着自行車送你到火車站等。我們也是在朋友之間、人與人之間做了很多交易，但都是以友情、人情作為結算單位的，就是我欠了你的人情要用人情來結算，結算單位不是以貨幣，而現在這些方面的市場化改革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確實是非常深遠的。譬如搬家公司、出租車行業等現在這種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講，原來以友情、人情實行的交易都貨幣化了。當然在文化和社會學者裏面產生了很多影響，其中很多人認為中國社會愈來愈沒有人情味了，我們愈來愈不習慣了，在觀念上對我們以往對人際關係的最高境界確實產生了一些衝擊。

 

 

當然我想更具體地講一下市場化的發展在過去幾十年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特別是使得中國社會變得愈來愈脆弱，對這方面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譬如就以家庭，特別是以夫妻關係作為一個例子，在以往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都把一個家庭看作一個生產單位，一個 production unit 。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的經典文化產品之一的黃梅戲裏面的《天仙配》——「夫妻雙雙把家還」，其中一段是「你耕田來我織布，我挑水來你澆園」，「寒窯雖破能抵風雨，夫妻恩愛苦也甜」。從經濟的角度來講，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夫妻的關係組成了一個家庭以後，首先第一個就是生產意義上的一個組織，一個 production unit 。但是，以生產為主要目的或者以生產作為主要目的之一的夫妻關係、家庭關係，在過去這些年實際上經歷的挑戰和轉型是非常大的。

 

大家想像幾幅畫面：第一幅是一對夫妻在趕着鴨子；第二幅是一對夫妻在種田、插秧；第三幅是一對夫妻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騎着自行車。這是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國的夫妻關係或者家庭結構。如果仔細想一想，之前我們也跟一些朋友在說的一些話題，就是原來儒家的家庭，特別是三綱五常，以家庭作為基本生產單位，很多生產活動與當時的生產性質關聯得很緊。今天大家想一想，譬如生產單位就不用說了，即使是農村，隨着每年1% 的新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這種城鎮化發展使得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沒辦法像傳統的家庭夫妻、自己的子女等，每天從早到晚都是在地裏一起幹活。像我小的時候在農村，也花很多時間跟我的父親、母親和其他兄弟在田裏幹活。那種情況下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現在就愈來愈不現實了，因為大家都進入工廠和公司工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譬如用一個簡單的指標來看夫妻之間在不同朝代（譬如從宋朝、唐朝的時候開始）平均每年有多少時間在一起。按照這個指標來看，過去30年，中國夫妻每年花費的時間數量下降得非常多。因為這種公司化，原來的夫妻雜貨店也慢慢隨着家樂福、沃爾瑪、國美等的出現受到衝擊，這些夫妻每天在一起的時間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後來企業規模化以後，不僅僅在商業領域夫妻店愈來愈少，在餐飲領域也隨着麥當勞那些不同的連鎖店、公司化的出現，中國的夫妻和家庭彼此花在一起的時間愈來愈少。當然我知道我們在座的大家可能都是搞經濟的，同時比較關心收入、利潤等經濟指標，但是從社會學、人類學的意義上大家仔細想一想，這些生產組織的變化、商業規模化的工業生產變遷對中國人的家庭關係產生了非常大的衝擊。當然這是從生產的角度來理解家庭過去30年的市場化發展，以及對中國最核心的社會基本單位產生的影響。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來理解，把家庭或者夫妻之外的家庭做一個更廣泛的延伸，延伸到家譜的範圍之內，家庭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轉移的內部金融交易市場這個方面的中國傳統家族所發揮的人際金融交易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衝擊。譬如中央電視台新版本的《四世同堂》，從某種意義上可以反映出我們的願望，就是原來四世同堂是家族式的境界。這是一種理想化的目標，特別是今天隨着我們對儒家文化興趣的上升。這種願望愈來愈強烈，我們愈來愈覺得要回到原來的那種四世同堂的境界。但是從客觀的角度來講，這種願望愈來愈不容易實現了、愈來愈不現實了。我們可以把人的經濟需要，除了溫飽、吃、住、行和今天的生存需要之外，可以延伸到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領域，當然這就涉及一種超人際的金融交易安排到底以什麼形式出現。

 

不同形式的安排最後為我們提供的生老病殘的一些生活保障和安全保障的承諾是非常不一樣的。簡單地說，大致上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人類社會就是解決跨時間風險分擔、跨空間資源共享的交易。大致有四種方式來實現： 第一種就是由家庭、家族來實現跨時空的風險配置、人際資源的互相分享，跨時空地進行交換的安排。 第二種是以社團組織，像教會、廟會等來實現，這些在傳統社會裏面也是實現人際價值交換的一種很重要的方式。 第三種就是金融市場。 第四種是由政府通過公有制等分配來實現。 那麼這四種不同的實現方式，在中國社會現在特別是近代都大致上經歷過。別的我就不多說了，只是我想順便強調一下剛才講到的四世同堂，這種境界今天之所以變得愈來愈不那麼容易重新再恢復和實現，主要的原因是原來我們用來支持四世同堂、三綱五常的這些秩序和孝道文化等，對個人權力產生的衝擊或者說產生的約束，使我們現代人感到愈來愈不願意再重新恢復這些東西。

 

我想最後說一下的就是今天隨着金融市場，不管是保險行業還是證券行業、養老基金行業愈來愈發達了，提供的這些產品愈來愈豐富以後，給更多人特別是農村的人提供了相對於家庭之外的一些更好的替代性的安排。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家庭定位從原來以生產和風險交易為主要目的慢慢地發生了變化。一些經濟交易慢慢地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剝離出來，由金融市場來完成。當然這個時候，我們特別是搞經濟學研究的就會想到一個問題。如果「夫妻雙雙把家還」的這種境界從生產的角度來講愈來愈不現實，從風險交易的角度來講，四世同堂實現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家庭以後靠什麼東西來定位？中國家庭的功能靠什麼來代表一個最理想的家庭、最理想的境界？

 

我認為，我們大致上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家庭功能：一個是經濟交易、生產功能；另一個就是情感交易功能，感情交換、感情交流這個功能。但是，這兩種情況隨着中國市場化的發展愈來愈深入，特別是金融市場愈來愈發達了以後，家庭的生產和風險交易功能愈來愈被淡化了。我們知道，感情交流市場化的程度到目前為止是非常低的。儘管現在可能也有不同的服務網，當然有些話不能扯得太遠，但是又慢慢出現了像美國有一些9字開頭的電話，可以一分鐘付上1美元或者是10美元跟一個陌生人進行對話，把你心裏最苦悶的事跟他講，以這種方式得到慰籍。

 

但是總體上，更深層次的情感交流還沒有辦法通過市場交易來完成。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相對於貨幣化而言，在感情市場、感情交流這個領域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找到大家公認的、都能夠進行感情交流結算的價值標準。我們知道現在很多朋友之間，譬如今天我覺得我給了你5份人情的幫助，明年你覺得你還給了我20份的人情，但是我覺得明年你可能只是還給了我4份人情，而今年我給了你5份人情的支持，所以這樣一來，情感領域裏的交易非常難做。這就是要看看美國社會的原因，可以看得出來，情感領域裏的市場化程度是非常難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國人對於家庭投入的時間相對於中國人來說我覺得是更多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情感是非常難市場化的。

 

當然生產交易、物質交換這些東西隨着市場化愈來愈深入的發展，完全可以不需要通過婚姻來實現這些目的。我過去也寫過一些文章，個人主義在中國社會的興起，實際上與市場化的發展、與金融市場的關係也非常大，在此不對這方面多作討論。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實際上中國以後市場化的發展空間是非常大的，必要性也非常大。這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中文大學范博宏教授和他的一些合作者做的一些研究，他這個研究講的是什麼問題呢?就是看看泰國最大的150家家族企業老闆的子女和親戚從1991年到2006年到底嫁給了誰。他們發現，其中33%的家族企業老闆的子女婚嫁往往是政治聯姻，47% 左右是商業聯姻，就是把自己的子女與其他家族企業的子女聯姻，通過這種商業聯姻也可以達到某種意義上家族企業之間並購的效果，只有20% 左右的婚姻是真正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然後他們進一步分析發現，需要政府批准的這些行業的家族企業大概有93% 要麼為了政治關係和政治權力結婚，要麼為了商業聯盟結婚。愈需要政府審批的、受到政府管制愈嚴的行業的家族企業，愈會傾向於用自己子女的婚姻作為交易的工具、作為交易的手段來達到拉近與政府的關係或者拉近商業關係這樣的一些目的。

 

我之所以要跟大家說這個，是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是關係社會，但是在關係社會，特別是政府管制愈多的社會。如果你喜歡那種人文價值，人文的關懷是你非常在乎的東西，那麼當局權力市場化程度愈低的社會，譬如泰國、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這些地方，愈是會把自己子女的婚姻、這一輩子的幸福作為犧牲品、作為交易的工具，以實現商業上的發展。當然話說回來，如果在美國，我們可能沒有聽說過巴菲特或者蓋茨為了實現與其他公司在商業上的聯盟要把女兒嫁給誰，也沒有聽說過美國的 CEO 們把自己的子女嫁給哪個政客的兒子或者娶哪個政客的女兒，以這種方式達到經濟上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職業經理人市場，包括政府管制的一些市場，市場化程度的高和低最終對個人生活的幸福、配偶婚嫁的選擇空間都可以產生很多影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以後的市場化發展的前景和必要性還是非常高的，而且還有很多更深層次的領域需要更進一步的市場化；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讓中國人更多地獲得方方面面的利益訴求，從這個約束空間中解放出來。

 

當然，最後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因為中國在過去30年那麼短的時間裏經歷了如此多的轉型，特別是我們的生活空間、生活圈子都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經歷了那麼多的衝擊和社會結構的斷裂、斷層。今天在整個中國社會，我們看到大家都比較急躁、都比較沒有耐心，一有什麼事兒都容易衝動。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發生的這些變化幅度確實是太大了。

 

本文為作者在第九屆中國經濟學年會上的演講。摘自中國經濟學年會策劃圖書《改革與未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