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嬸：我的外母

我的外母羅顏枝女士逝世於2012年9月16日，享年八十八，在現代人來說也可算高壽。在睡夢中安然過身，不必經歷過多的病患煎熬的痛苦，尤令兒孫安慰。操勞一生，終於可以安息了，她有5子女，12孫兒及6個曾孫，可謂福壽俱全也。

和妻子拍拖但還未結婚時，就奇怪為何她及她的眾兄弟姊妹，都叫父母親為阿嬸及阿叔呢？後來結了婚妻子告訴我才知道，這是因為以前在鄉下為避凶趨吉的緣故，看相人要她們的父親，將大哥過契給父親的哥哥（亦即他們的大伯）做兒子，所以他的父親反而變成了「叔叔」了，以後眾兄弟姊妹就叫父親為「阿叔」，而母親也成為「阿嬸」了。

阿嬸是廣東順德人，出生於二次世界大戰前，家境赤貧，自幼失學，家中不能供養她，13歲就隻身離鄉來香港找工作。

一生勞碌直至到逝世前約五年前，因膝蓋問題不能行路而要坐輪椅為止，才停下了身子。雖然沒有在正規學校讀過書，但是她閱讀報紙沒有問題；事實上，留意衣食時態的發展及了解娛樂名人的動態，已變成她的一生的習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為難得的是，她的思想開明，對子女的教育十分自由；就算坐在輪椅上的晚年，她每天仍在看電視新聞，跟朋友談論社會新聞，不斷地吸收新的知識。她的子女無論在讀書及工作，各有專長及成就，明顯與阿嬸的積極開明人生態度是分不開的。

阿嬸勤奮照顧家人

老一輩的人都有照顧家族長輩後人的傳統，阿嬸也不例外。13歲來了香港以後，抗戰期間，一面工作，一面她就逐個將姐姐及兩個弟弟從家鄉接到香港。聽說初期根本無地方可住，只是睡在街邊，地點就是現在的灣仔大佛口天橋下。1949年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策連番失誤，天災人禍橫生，糧食及日用品用配額制；鄉村窮得要命，更有飢荒，她不斷接濟自己的親人如表弟親戚等；每年多次回鄉，每次都帶滿衣物、糧食及醫藥品。改革開放後，初期又給錢親戚買屋及做生意，直至晚年，家鄉有人來港探訪及過境，還總是住坐她家裏。我常想，香港過去數十年的繁榮及安定，固然是靠幾代人的努力；但是阿嬸那代人的努力及辛勤，實在是奠下了現代香港的經濟飛躍的基礎，他們的勞動就像是身體中的血液，沒有他們的汗水，香港經濟的飛躍是不可能的。當然，香港的發展也沒有虧待她們。在晚年，她們得到回報，子女成材以及四代同堂的生活。

妻子是阿嬸第四個女兒，上有兩個哥哥及一個姐姐，下面兩個弟弟。我和妻子結識於大學一年級，曾經共修了一科「哲學概論」。拍拖於大學三年級，大學畢業後一年成婚了。我自幼和家庭甚疏離，和母親沒什麼可談，入大學後就住進宿舍，大學畢業，獲得錄取研究院，但不想搬回家中。去赤泥坪住了12個月後，阿嬸叫我不如搬去她家（山谷邨道的公屋），一住就差不多一年，直至我們倆結了婚才搬出去。說來好笑，這麼多年來，阿嬸依然記我有一次見她的時候，將長袖裇衫剪去兩隻袖，變成短袖裇衫了，就當一件新的裇衫。大學時期，一方面不修篇幅；另方面，只靠政府貸款維生，只好節省一些；數十年來，給她笑了好幾次，這顯出阿嬸的記憶特佳，尤其是數字；到了晚年，她對於人家欠她的錢，仍如數家珍。

阿嬸處處為他人着想

她對我的襄助，還不止此，七十年代末，我們夫妻倆人從法國回來不久，開始工作；但積蓄不多；住所搬遷了好幾次十分煩惱，覺得需要置業。當時看中在荃灣的一層樓宇，約500餘呎；首期不足夠，阿嬸慷慨就借了我們數萬元，令我們兩人成功上樓，這是我們購買的第一層樓。我們在荃灣住了差不多十年，在1990年才搬去港島。另一次更大的幫助是在1994年，我和妻子一同去澳洲讀博士學位，全家動員，那時我們已有了三個孩子，長女僅得7歲，幼子則出生半年，次子3歲。那次越洲搬屋真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更要帶着三個幼年子女；幸而阿嬸放下香港的工作，與我們遠涉重洋，幫助我們照顧子女。沒有她的幫忙，恐怕我們會辛苦百倍也。阿嬸去澳洲是停留半年，等我們的住屋、註冊、幼兒院及子女上學的事情全部辦妥之後才離澳回港。阿嬸的熱情、奉獻以及爽朗令我的子女對她敬愛有加。

事實上，阿嬸不僅僅照顧了我們的子女，她對於其他孫兒及外孫的照顧也是有求必應的，其中還包括她的契女及她的子女；而且她盡心盡力照顧兒孫的時間，不是短短半個月或一星期，而是往往是一年半載；更且她在女兒及媳婦的懷孕及生育期間，她也是鼎力相助的。她對自己的無私奉獻，毫不計較。這樣，差不多每一個孫兒及外孫都得到她的甘霖培育，因而對她倍感親切。我的三個子女對「阿婆」的親切感，遠遠超過了對他們的「阿媽」的程度、阿嬸的熱情和我母親對小孩子的冷漠成為兩個對立面。照顧孩子的經驗多，令她十分了解孩子的需要，有時我甚至感到她和我們孩子的隔膜，比我們還少，她們之間的溝通更好。阿嬸的親和力幾乎是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