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開放改革政策40周年。可以預期，中央將會有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並趁機總結開放改革40年以來的經驗與教訓，為下一個40年的開放改革制訂新策略。香港也應該藉此主動總結在開放改革的地位與作用，為轉型做好制度性的安排與部署。其實，香港不為此準備，中央也會有應對措施，只不過到時香港將成為被動接受方。未雨綢繆是為了避免被安排的角色不能夠勝任或者不願意接受，甚至又成為中央與香港矛盾的新因素。
早作綢繆免處被動
40年前，勇敢的中國人在香港，當時開放改革的政策還沒有正式成形，商人伍淑清就到北京成立中國第一家合資企業，批准成立的機構還是文革期間成立、以「革資本家的命」為宗旨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其後更有一大批企業到珠三角地區開廠，搞「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加工業。當時中國什麼都缺，缺乏資金、缺乏技術、缺乏管理能力、缺乏國際市場聯繫，更重要的是缺乏法律保障。國家缺資金，商界巨擘出資成立投資基金；廣州缺酒店，商人合資成立花園酒店、中國大酒店、白天鵝酒店等等；深圳、上海缺乏土地使用知識與政策，梁振英義務前往講解介紹。
香港商人與專業人士支持國家的開放改革政策，有出於真誠的愛國情懷，更多的是利益驅動。香港工廠北遷，節省樓房和工人的成本，「前店後廠」成為無往而不利的模式。這種盈利模式的條件，除了香港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國際市場聯繫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香港商人在享受「港商待遇」，其中包括稅率低，開始時五花八門，後來比較統一為「免二半三」，頭兩年免稅，後三年減半；地價低，開始時幾乎免費用地，或者是簽10年廉價租約，加上內地貪污盛行，港商可以佔盡便宜。
「港商待遇」這個優勢，不但港人享用，內地的國企私企，只要來香港註冊公司，再返回內地投資，也能享受這個待遇，被稱為「假洋鬼子」。內地外來投資（FDI）的來源地，香港長期以來都執牛耳，也拜這個優惠政策所賜。由於內地的外匯管制，香港還成為內地資金的「避難所」，很多國企私企都在香港設立「小金庫」，把資金存在香港，避開國家對資金和外匯的審查。當時負責對外合作的副總理陳慕華來港視察後，呼籲核查內地在香港銀行存款的情况，結果還是不了了之。
及後內地很多省份來香港招商引資，很多企業來香港股票市場上市籌資，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貢獻。隨着內地與香港都在向服務業轉型，香港業界也曾做過很多嘗試，一度北上「試水」的物業管理就鎩羽而歸；唯地鐵公司在深圳和北京承包某些線路管理，以及機場管理局承包珠海機場管理，做得有聲有色。
李克強總理在不同場合對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的作用，曾經用過「重要貢獻」、「特殊作用」、「獨特功能」等等表述，這些都是事實；但這些究竟是過去式的說法，還是對未來的期許呢？這些因素，在40年開放改革的歷程中，前期確實扮演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愈到後期，這個作用的貢獻率就愈低，「前店後廠」的功能，隨着珠三角製造業轉型已經消失殆盡。即使還是製造業，內地的技術和管理制度已經成熟，而且毋須依靠香港的國際市場聯繫和航運服務。香港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對於改革開放已經不起作用；剩下的金融中心地位，也在轉型中。
政府無的放矢 商界無成
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無所事事、缺乏目標，商人也缺乏新招。香港在內地開放改革的大潮中，聲名狼藉。特區政府「hea住做」最突出的例子是港珠澳大橋，工程事故頻仍，反映管理失當；香港一方只設600多個停車位，簡直是對這個偉大的工程和大橋對人員自由流動功能的侮辱。即使是從服務的角度看，為吸引更多珠三角旅客從水路使用香港機場，開辦了很多渡輪航班直接往來機場和珠三角，大橋通車在即，卻沒有人想到可以從陸路吸引旅客，後知後覺倉卒設計經大橋直達機場的通道，要2022年才能通車。
特區政府施政缺乏目標，是被政黨與輿論牽住鼻子走出來的路，回歸後官員的心態秉承殖民地的「不干預」政策，直到中央給予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待遇，政府的服務角色才顯現，即蒐集香港業界意見後向中央提出並爭取更多優惠。協議本身能夠促進內地擴大開放的同時，也能為香港各業享受開放改革成果的紅利，無可厚非；但使得香港更加「內向」，一切從香港業界的角度考慮問題、香港能在內地享受什麼待遇，而不是香港能為國家做什麼貢獻。特區政府無的放矢，商人業界則是無成。
香港由於內在和外在因素驅使，經濟結構愈趨單一，差不多只剩下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先不說金融業，房地產業進軍內地過去同樣是擁有資本和管理優勢，也享受了「港商優惠」的政策；但內地對資金和管理已經不缺，為什麼還要延續「港商優惠」？近年香港房地產業在內地幾乎已經沒有新項目，原有的也在賣盤撤離。香港在開放改革還能扮演什麼角色呢？（上篇）
（作者按：本文過多從歷史和負面角度分析，並非原意，只是篇幅所限；續篇將從積極角度分析）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