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庭耀：公民當自強 勿讓政黨壟斷數據助選

編按：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於7月9日舉辦公民實踐研討會「選戰啟示錄」，請來鍾庭耀博士、沈旭暉教授（全文按此：Donald Trump 與世界反精英主義思潮），從外國經驗和民調角度探討選戰，由陳健民教授主持。以下是鍾庭耀博士的發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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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就是指任何情勢，都以糧草最重要。古代戰爭中，三軍必然配上糧草。什麼是三軍？不是海陸空三軍，而是在周朝的制度中，天子有六軍，諸侯有三軍，三軍編制每軍12,500人，八軍就是10萬人，廣義來說，三軍就是各種部隊的總稱。在這場合來說，就是指左中右三軍了，而糧草就是今天講的數據。大半年前，小弟愛看一套電視劇，叫《楚漢傳奇》，是劉邦項羽的故事。故事中有一個小郎中，是項羽部下的一個前卒，他叫韓信，負責打理雜務，不受重用，於是投奔了劉邦。整個楚漢相爭有很多精彩的都事，如「鴻門宴」，劉邦要逃走，到了蜀中，走時又火燒棧道，以向項羽表明自己不再回去。過程中，韓信幫了劉邦一把：撤退的過程中需要糧草，韓信負責打點糧草，用他的智慧，在路線上放置好糧草，所以大軍到了，就有糧可用，可以安然到西蜀。韓信就是這樣由一位小郎中變成一個打點糧草的軍官。後來就發現他是一個有才能的將士，於是劉邦封他作大將軍，韓信就變成一個影響楚漢相爭的關鍵人物。

糧草與現在講的數據有何相近之處？糧草是罕有的，要策略性的運用，甚至要早早布陣，就可以致勝。現在數據也一樣，例如民調，也有相似特點。罕有的資源不是唾手可得的，要策略地找、策略地用，配合攻防。有多少兵馬將士當然重要，但是關鍵時刻，糧草如何調配——數據如何運用，才是致勝之道。

最近有報道，就是鍾樹根說給大家聽，當年民建聯是用了數據的策略成功的。2004年何秀蘭因配票的失誤而落選，當時民主派在港島有兩條名單。李柱銘一告急，票源就集中到他的名單上，另一條名單的第二位何秀蘭就因而僅僅落選，民建聯的蔡素玉僅僅當選。當時的評論及報道均引述葉國謙。他作為一個軍師，好開心地接受訪問談論當時的策略，說民建聯很掌握自己的選情。民主派告急時，他們就知民主派是計錯了數，其實不用告急的，但他很樂意幫助民主派告急，當天他也幫手打告急牌。四點鍾時，他就知民主派出事了、民建聯夠票了。他也說蔡入局、何出局，全靠這個假告急，而這個假告急，他們是知道的，到晚上已經收不回了。

這個說法，當時已有公開討論，選後我也在報章上根據票站調查，詳細分析每一區的勝負原因及各種問題。最近我有一篇文章，講了票站調查的操守問題。票站調查至今也有20多年歷史，我發覺很早期已有參選人士或團體做自己的票站調查，去做自己的選舉工程。2004年，我用已公開的立法會選舉資料作了一個小統計。選舉事務處資料顯示了各區有多少票站調查和多少人手：有七個機構進行了票站調查，有我們港大的團隊，也有一些規模較小的組織。當中有三個組織，分別是香港社會經濟研究所、香港青年協進會、公共事務研究學會，各自在不同地區，派出數量不同的訪員。他們在400多個票站中的300多個做了票調，工作人員總共有2,000人。我們自己團隊做票調的規模已經很大，但都只選取了100多個票站，因為資源有限。然後做隨機抽樣及研究。我們派出的訪員只有百多人，他們卻有2,000人。當時我在文章中說，這三個組織雖沒說自己是同一組織，但他們在各票站的分布是沒有重疊的，三個機構主要分別在全港三區做票站調查，就算同區，也不同站，所以很明顯有清楚的合作，甚至可看出是同一陣營。當年這個陣營用了我們20倍資源的規模做票調——簡單來說，假如我們用20萬做票調，乘大20倍就是400萬，當年是用了這樣的資源及費用來做這個工程。

寫了文章後，到現在這麼長的時間，也有很多關於票站調查的討論，如應否用於選舉工程。歷年來我也給很多意見予選委會，基本上有三條路可走——政府不要管、資訊愈流通愈好、也要有專業的限制，以專業的標準處理公開數據。這些公開數據是公民社會很重要的資訊及材料。在2012年時因眼見這些討論沒什麼方向及結果，立法會亦已討論過很多次，有選舉工程的票調應否禁止，當時以林瑞麟為首的政府就說明，選委會對這些有選舉工程的票站調查，基本上不置可否，只把他們當作學術機構便算了。那些限制及專業操守，香港是沒有的，我也沒要求有這些限制，於是只在我們（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的票站調查中制定了一些約章，向媒體說清楚，這些資料不能用於選舉工程，不能在選舉前宣傳及採訪，不然很容易會洩漏出去。

我在這裏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以前的糧草、現在的數據，是屬於寶貴的資源，誰可擁有？如我剛才所說，誰有資源、有錢，誰就能擁有，而現在的規管中，亦可能容許一些票站調查作選舉工程。關於鍾樹根及葉國謙的報道都顯示了他們有用票站調查。但誰應該擁有？我有一個答案。如果由小眾擁有，無論它有何政治色彩，都對社會不公、對選舉不公。我認為這擁有權不應限於小眾，而應開放予大眾。一種論述認為，既然有不公平的情況，有機構用資源做，那不如一拍兩散，齊齊不可以做，政府全禁了。但政府似乎不太想，因可能對他們也有些作用。禁不了，不如搗亂他？也有泛民人士，說出來做票站調查，可能向港大網開一面，但其他的機構就不答。但年紀較大的人可認不了機構間的分別。另一種聲音更大，就是從票站出來後誰問也不要答，因為有時難以判斷。所有陣營都說自己是大學生，最後可能就入了我們港大的數。其實以上這麼多方法都不好，因這些想法都很危險，推論下去，如果可以破壞票站調查，就可以破壞其他民意調查，這是不公平的。而當社會把全部這些調查禁絕以後，始終財雄勢大的人會得到內幕消息，只會比現在更不公平。

所以，已經有答案。如果要處理這些數據，便應推動「數據公開，全民公有」的概念。如能直接取用數據，再自己直接分析，甚至僱用專家分析，不是最好的嗎？我們最擔心的是，數據私有化後，有團隊能用得滾瓜爛熟，於是有了策略部署，但他們之外的人是沒人用到的。兩大陣營，是否要鬥錢鬥人？為何我們不能在三軍外，組織第四軍？這第四軍就是公民社會，全民皆兵的軍。這時侯，有很多原始數據，我們也放了上港大民調網站，任何人拿了這些數據，也可作很多有趣的分析。例如有許多人都表示未決定投誰，會在最後一日決定。哪些是什麼人呢？是不是聰明選民呢？這些數據也能分析出來。

結語，本來昨天我想到的是，「民主何價，科學何用」，但想了想，還是不要說些悶的話題。如果我們覺得制度不公，那就只能公民自救。公民社會好好的裝備自己，用我們的公開數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