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治學途徑和成就
1923年至1927年間，錢穆於無錫省立第三師範擔任國文教席。校方規定教師隨班遞升，除國文正課外，每年尚須兼開一科，第一年為文字學，第二年為《論語》，第三年為《孟子》，第四年為國學概論。錢穆於此四科均自編講義，第四年以兵亂輟講，故所編《國學概論》僅寫了七章，1927年秋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教，續講後三章，全書完成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錢氏此書不循一般以四部分述國學之成規，而別出心裁，將中國古來學術分期，全書篇目依次為：一、孔子與六經；二、先秦諸子；三、嬴秦之焚書坑儒；四、兩漢經生經今古文之爭；五、晚漢之新思潮；六、魏晉清談；七、南北朝隋唐之經學注疏及佛典繙譯；八、宋明理學；九、清代考據學；十、最近期之學術思想。錢穆對此取向有明白的交代，他說：
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始采梁（啟超）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敘述。於每一時代學術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闡發。其用意在使學者得識2,000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勢，以培養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時賢或主經、史、子、集編論國學，如章（炳麟，1869─1936年）氏《國學概論》講演之例。亦難賅備，並與本書旨趣不合。竊所不取。（註1）
論者指出，錢穆《國學概論》一書，「雖未在其往後整體著作中佔有若何顯著的份量，卻係歷史底瞭解錢先生一部重要之作。」此書依時代畫分段落，綜敘各期特有的精神，並闡明其與時代之關係，重點與前此屬於流別的學術觀點不同，而較近於梁啟超所倡之新學術史觀念。這是理解錢穆所處思想環境，極為值得注意的一點。（註2）
1931年秋，錢穆初任教於北京大學，除校方規定擔任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兩科外，自選中國近300年學術史。梁啟超曾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開授此科，所撰講義亦已印行。錢穆嘗購得其書，以意見相異，因而在北大開設相同科目，並自編講義，其取徑與梁氏迴殊，一時頗受外界注意。（註3）歷時五載而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下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錢穆在此書〈自序〉中說：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於議政，故繼之以東林。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遺緒。梨洲（黃宗羲）嗣軌陽明（王守仁，1472─1528年），船山（王夫之，1619─1692年）接跡橫渠（張載，1020─1077年），亭林（顧炎武，1613─1682年）於心性不喜深談，習齋（顏元，1635─1704年）則兼斥宋明，然皆有聞於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確乎成其為故國之遺老，與乾嘉之學，精氣敻絕焉。（註4）
錢氏又說，《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註5）不妨簡單地認為，梁著比較重視外緣因素的解釋，錢著則較注意內在理路的分析，二人對於近300年學術史的觀點異同概在於此。
論者已予明言，從明末至清末，中國學術界似乎沿着經世致用的路子，來了一個否定的否定。從密切聯繫現實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的經世致用之學，到乾嘉時期幾乎與現實完全脫節的漢學，到道咸以來崛起而在晚清蔚為大觀的、以變法維新為目標的近代今文經學的變遷，「既受學術本身發展的內在邏輯制約，更受發展變化的政治形勢的影響。」（註6）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起了開拓者的作用，展示了一個宏觀的、全面的研究架構，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着眼點既不同，處理手法亦異，卻在一定程度上是梁著的補充和深化，兩者實有一脈相承的聯繫和互相配合的作用。
錢穆治中國學術史，沿着梁啟超所闢途徑繼續前進，另一明顯可見之處，是對先秦諸子的重視。梁啟超在1920年代寫成《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對先秦時期老子（李耳）、孔子（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墨子（墨翟，公元前468─前376年）之後，道家、儒家、墨家三個學派的發展和演變，進行了較詳細的考證。又結合講課，編撰《先秦學術年表》，1923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他研究先秦諸子的代表作。在此之前，梁啟超早就對墨學有較大的興趣，《子墨子學說》（1904年）對墨子的人格和事業有很高評價，《墨子學案》（1921年）進一步探討墨子的思想，指出革除舊社會、改造新社會是墨子思想的總根源。梁氏這兩種著作，是研究墨子必讀之書。
錢穆著《墨子》（1930年）及《先秦諸子繫年》上、下冊（1935年）等，多少承受了梁啟超的影響。前者僅一小冊子，七日而成；後者蔚為巨帙，深得學界所讚譽。錢氏於《先秦諸子繫年》的〈跋〉中，敘述此數書撰寫的大概情形，他說：
十五年（1926年）夏，始為諸生講《國學概論》，其第二章為先秦諸子。雖限於聽受者之學力，未能罄其所見，着語不多，而余數年來治諸子，大體意見，略如所論，實至今未變也。十六年（1927年）春，國民軍北伐，學校歇業，復避囂居鄉，得間可兩月，乃始從容整理《繫年》積稿，居然成卷帙矣。……及明年十七年（1928年）之春，而《國學概論》亦完書。……又明年秋後，得友人介，為商務草萬有文庫《墨子》小冊子，又本擬為《先秦名家鉤沉》，而久未有好懷，姑售《惠施、公孫龍》舊稿於商務，以濟家困。（註7）
上述一段文字，反映了兩個要點：第一，《國學概論》中關於先秦諸子一章，是錢穆治先秦諸子的基礎；此書撰寫時期與《先秦諸子繫年》相間，可以聯繫起來一併研究，《先秦諸子繫年》是錢穆的成名作，《國學概論》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普通的國學課本，但一向不受研究錢穆的學者注意，其實並不公允。第二，錢穆擬著《先秦名家鉤沉》，以材料不易搜求而未能完成，其後雖有多種相關論著發表，但始終沒有寫出像梁氏《先秦政治思想史》一類的專書。不過，錢穆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其用力之勤、成果之多，是大大超越梁氏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梁啟超在不少問題上只開了一個頭，還沒有清楚仔細地作出研究，其貴重之處是在卓識；錢穆專心治學，往往能就有關問題逐一加以探討和分析。
梁啟超與錢穆的傳承關係
梁啟超曾有志編寫一部《中國通史》，但天不假年，僅僅留下一個目錄便去世，錢穆則完成了備受注目的《國史大綱》上、下冊（1940年）。梁氏又有意著述一部《中國文化史》，但只寫成「社會組織篇」，雖然如此，仍被譽為近代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史的開拓性著作。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在中國文化史方面成果纍纍，梁氏實在功不可沒。
錢穆著《中國文化史導論》，1943年在重慶初版，1951年在台北再版，1993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修訂本。內容共分十章，篇目如下：一、中國文化之地理背景；二、國家凝成與民族融和；三、古代觀念與古代生活；四、古代學術與古代文字；五、文治政府之創建；六、社會主義與經濟政策；七、新民族與新宗教之再融和；八、文藝美術與個性伸展；九、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與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十、中西接觸與文化更新。此書是錢穆繼《國史大綱》之後，專就通史中有關文化史一項加以發揮，而兼論中西文化異同的系統著作，故兩書合讀可對中國歷史有較深層的認識。其後錢氏對文化學作更多探討，而成《文化學大義》（1952年）；相關的專書，還有《中華文化十二講》（1968年）、《中國文化精神》（1971年）、《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1977年）、《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1979年）等。
錢穆晚年治學，大抵集中於孔子和朱子（朱熹，1130─1200年）二人。關於前者，主要有《孔子傳》（1974年）、《孔子與論語》（1974年）、《孔子略傳〈論語〉新編》（1975年）；關於後者，則有《朱子新學案》五冊（1971年）和《朱子學提綱》等。就研究興趣與學術成就而論，晚年的錢穆是二十世紀末年具代表性的國學大師；不過他一直對史學並未忽略，《中國歷史研究法》（1961年）、《史學導言》（1970年）、《中國史學名著》（1973年）和《中國史學發微》（1989年）等書的出版足為證明。
值得特別加以注意的一書，是《現代中國學術論衡》（1984年）。此乃繼《中國學術通義》（1975年）之後而成之作，錢穆自言：
余曾著《中國學術通義》一書，就經、史、子、集四部，求其會通和合。今繼前書續撰此編，一遵當前各門新學術，分門別類，加以研討。非謂不當有此各項學問，乃必回就中國以往之舊，主通不主別。求為一專家，不如求為一通人。比較異同，乃可批評得失。否則惟分新舊，惟分中西，惟中為舊，惟西為新。惟破舊趨新之當務，則竊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註8）
錢氏又說：
此編姑分宗教、哲學、科學、心理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音樂為十二目。其名稱或中國所舊有，或傳譯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窺於舊籍者，以見中西新舊有其異，亦有其同，仍可會通求之。區區之意，則待國人賢達之衡定。（註9）
對於梁啟超的生平和學術，錢穆亦概略述其觀感。他認為「康（有為，1858─1927年）氏門人少，惟梁啟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學影響，知尊湘鄉曾（國藩，1811─1872年）氏。先創《新民叢報》，後改為《國風報》。創刊辭中大意謂，國風相異，英法皆然，中國亦當然。其識卓矣。……如任公，實當為一史學巨擘。惜其一遵師旨從事變法維新之政治活動，未能專心為學，遂亦未臻於大成。及第一次歐洲戰役既畢，任公遊歐歸來，草為《歐遊心影錄》一書。大意謂，歐洲文化流弊已顯，中國文化再當宣揚。其見解已遠超其師康有為遊歐歸來所草《十三國遊記》之上，而亦與太炎（章炳麟）大不同。惜任公為學，未精未純，又不壽，年未六十即辭世，此誠大可惋悼矣。」（註10）
總括來說，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這既不同於傳統師徒之間的傳受途徑，也不是現代學院之內的講授形式，而是基於對民族文化的熱誠和投入，主要依靠近代書刊傳播而進行的。時至今日，梁啟超的著作仍在中國人社會廣泛流傳，錢穆的著作亦能打破政治界限，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受到注意。從梁啟超到錢穆，表現了中國學者一個世紀以來的自強不息；從史學更新到國學弘揚，中國學者仍然任重道遠，憑藉前人經驗及他們所取得的成績，可以更堅實地以輕快的步伐向前邁進。
註1：錢穆《國學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新一版），〈弁言〉，頁1。
註2：戴景賢〈錢穆〉，《中國歷代思想家》第24本，頁234─235。
註3：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說明〉，錢穆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總目》（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83。
註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重印本），〈自序〉，頁1。
註5：同上註。
註6：孟祥才《梁啟超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頁345。
註7：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跋〉。
註8：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序〉，頁5。
註9：同上註。
註10：同上註，頁2。
兩代國學大師的治史規模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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