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特朗普如何由初選的敗者，變成希拉莉的強勁威脅？（Pixabay）
美國總統大選今日舉行，選情演成當前的爛攤子，究竟共和黨何以落得要以特朗普代表參選的下場？
特朗普得以冒起，究竟背後有何邏輯理據？是由於經濟不均加劇？還是種族主義與仇外心態崛起？抑或民主制度的缺失？
當初《經濟學人》雜誌發文指出，特朗普的威脅不容低估，呼籲共和黨黨內元老及時制止，令我頓感特朗普甚有可能成為該黨候選人。儘管共和黨人大都對特朗普本人及其政治姿態毫無好感，卻是無法加以攔阻。
民粹姿態 有跡可尋
特朗普的參選政綱，取材自過往候選人聚焦移民及國際貿易議題的主張。1992年，曾競逐共和黨候選人的布坎南（Pat Buchanan）與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佩羅特（Ross Perot），均提出類似的民粹立場，後者所獲選民票數更達19%。
1996年，布坎南與佩羅特同時捲土重來，布坎南在初選中在新罕布什爾州勝出；佩羅特高舉改革黨（Reform Party）旗號，贏得8% 選民票，其支持者原先多屬共和黨人，後來重投該黨懷抱，成為黨內活躍份子。二人當年參選改綱，成了特朗普首次出選的指路明燈。
2000年，特朗普與布坎南競逐改革黨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初嚐此選敗績；敗象呈現之際，特朗普已鞠躬下台，全身而退，而布坎南選區的支持者亦多屬共和黨人。其後的三屆總統選舉，特朗普只分別在2004年及2012年表示考慮參選，但一直偃旗息鼓，按兵不動。
總結2000年敗給布坎南的經驗，特朗普體會到其反建制的選民中，不少具有種族主義、反外來移民及本土主義（nativist）傾向；他們抗拒國際化視野精英主義，認為是貿易及外來移民令他們陷入經濟困境。
對於今屆美國總統大選的觀察家而言，特朗普當年首次參選的情況，有幾方面與今屆可謂似曾相識：參選經費全靠自資、怪責外國侵害美國利益，他的主要攻勢是爭取傳媒曝光率，結果高出今屆其他競逐共和黨參選人六倍之多。不過，細看之下，特朗普今屆表現在以下一環與上次有所不同。
2000年，布坎南的參選政綱強調反外來移民，以「美國為先」作號召；相反，特朗普當年特朗普並未訴諸本土主義，卻多番指責布坎南富種族主義，稱對方為「新納粹黨」和「希特拉迷」，指他不斷肆意攻擊黑人、墨西哥人與同性戀者。
當年退選後，特朗普在報刊文章發表意見，聲稱在其競選運動中「上了最寶貴的一次公民課」，又從中「目睹改革黨的陰暗面，在過程中既接觸到誠心改革者，也有不少陰謀論者」。直至2015年，宣布再度參選，向來質疑奧巴馬出生地的特朗普，反成了其所謂陰謀論者的首席代言人。
敗給布坎南一役，特朗普明白到改革黨選民有何不滿，在今屆總統選舉中，特朗普不但保留佩羅特當年的反貿易、反精英信息，更重提布坎南以往的口號，告誡選民別將國家敗在種族與宗教少數派手中，從開始一路領先至獲選為共和黨候選人。
種族身份 涇渭分明
2016年，美國的政治分歧主要並非經濟（縱使不乏反貿易、反中國的論調），而在於種族和身份認同。種族問題一直存在於該國政治議題中，但在政治運動中鮮有成為核心議題，在今屆大選何以如此備受矚目？
特朗普的有關論調並非憑空杜撰，而是基於半世紀前已出現的形勢。他在初選中以身份認同論勝出，背後政治力量實為共和黨近50年來建基於種族、身份認同而非經濟的「南方策略」；尼克遜（Richard Nixon）曾在1972年以此取勝，列根（Ronald Reagan）在1980年藉此更大捷而歸。
但今時今日，此一策略已漸失政治光環，美國人口組合趨於有利少數族裔之際，特朗普反而大力予以推廣，共和黨人也無可奈何。對民主黨而言，鑒其政治聯盟的階級分野愈來愈明顯，身份認同越見成為維繫所有黨員的唯一關鍵，於是就成了希拉莉（Hillary Clinton）攻擊特朗普的重點。
政治涉及多個層面，但在由兩大黨主導的政治制度下，同一時間只能聚焦於一項雙方主要分歧的議題，其中牽涉的政治之爭實屬重中之重，皆因少數派多數派的地位高下、兩黨彼此針鋒相對的議題，以至黨內的爭抝，一一取決於此。
不過，民意並非限於單一層面，合流之中難免諸多分歧，且往往日趨嚴重。美國史上的政治分歧來自兩方面：一，經濟政策，大致上關於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二，與社會及文化身份認同相關的議題。前者的爭議在於資源分配是否合適，或經濟利益能否令弱勢社群受惠；後者的爭議則關乎美國的主流價值觀。
根據美國各項大型民意調查的結果，大部分人在這兩方面的取態並非必然相關。事實上，一個人對政府規管商業的看法是一回事，與他對墮胎問題的取態沒有必然關係。也許只有10%至15%的人因執著於意識形態才把兩件事扯上緊密關係，其實大部分選民都並無偏執於意識形態的傾向。
同一道理，關於墮胎的議題，與商業規管的議題可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取態。以下舉例引申，假設有六成選民贊成墮胎、六成選民反對商業規管。要是民主黨贊成墮胎及商業規管，共和黨則反對墮胎及商業規管，民主黨會以贊成墮胎為首要選舉議題，共和黨則會聚焦於反對商業規管議題。
能夠主宰選舉議題，是政黨在大選中的致勝之道。任何政黨一旦被逼在民意（六成選民意向）與其公開立場（其餘四成民意）之間取捨，這種受政治分歧形勢所廹而作出非此即彼的取態，結果每多落敗收場。
1800至1856年間，美國人大都以務農為業，在此50多年間歷屆總統大選中，民主黨憑其農業擴張計劃（亦稱為「傑佛遜與傑克遜」計劃），幾乎戰無不勝，屢屢擊敗共和黨（除了1840年一屆），當時主要政治分歧在於經濟政策。
其後1860至1928年間，共和黨則以其工商發展並舉的經濟計劃，在總統選舉中穩操勝券。1860年，林肯更以廢除黑奴制的種族議題，成功分化務農為業的選民，不但在大選中大敗民主黨人，更令美國陷於內戰。
1932年，民主黨人成立北方進步自由派與南方保守派的多數派聯盟，可說為日後特朗普的冒起鋪路。當年經濟大蕭條導致經濟成為美國政治分歧的關鍵，共和黨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被指為經濟崩潰的罪魁禍首，民主黨自然在經濟議題上成為贏家。
1956年，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力圖將共和黨化身為「新政」（New Deal）黨派，卻因黨內元老及支持者企圖推倒「新政」，更深信可獲民心歸附，最後以失敗告終。
從1932年至今，民主黨的經濟干預政策雖曾一度有助該黨在大選中節節勝利，但在1966年民權憲法修訂之後，種族議題重新備受關注，民意隨之逆轉。1964年保守派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敗選之後，共和黨難再單單以有限度政府維護自由作口號，而必須藉另一議題分化民主黨支持者，一如林肯在1860年的一著。
1932至1964年，在民權議題上，民主黨多數派中一直存在北方進步自由派與南方保守派之間的內部分歧。後來，北方進步自由派得勢，通過連串民權法例，引起南方白種民主黨保守派以及北方白人勞工階層的強烈抗拒，後者更因市區騷亂以及房屋、教育「去種族隔離」（desegregation）備受衝擊。
民主黨未能對市區騷亂及種族隔離提出善策，政府由常春藤名門學府精英執政，傲慢而又未能化解深層社會問題；該黨1972年總統候選人麥高文（George McGovern），就被冠以支持「迷幻藥、特赦越戰逃兵、墮胎」的負面標籤。
不少民主黨員都轉投共和黨，以致民主黨喪失政治多數的取勝優勢；共和黨的政治議題反而取得大多數優勢：，在尼克遜的策略指引下，共和黨義無反顧地使有關種族與身份認同議題成為美國政治分歧的關鍵。
政治取向 背景有別
1980年，列根當選總統，共和黨更為了鞏固穩操勝券的執政聯盟，以「有限度政府」政綱，進一步引伸成為在經濟範圍以外的議題，認為政府不應為求實現常春藤名牌學府畢業精英的種族公義理想，而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亦不應要中產階級納稅人負擔社會福利支出。此影響甚廣，從規管商業以至為中小學提供免費午餐，政府的一舉一動，皆屬干預自由市場和人民的自由。
不少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在冷戰時期被捆綁在一起，例如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基督教的公敵，相對於鼓吹進步自由主義、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共和黨自然成為傳統基督徒的歸宿。
即使如此穩操勝券的政治聯盟，亦有其內部矛盾。不少經濟不干預派以往多屬自由派及文化世界主義者（cultural cosmopolitans）（例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和文化保育者（支持普及醫療和福利的前新政民主黨人）彼此之間鮮有共通之處，唯一共通點只在於大都不認同民主黨，當然背後各有原因。
政治科學家Scott McClurg 於2016年所創制的圖表，可簡撮上述基本論說，說明社經層面政治分歧。圖中（經我略加修改）所示，美國政治上的主要分野從1960至2016年依順時針方向轉移；從1960年的起點可見，兩黨在經濟議題上的分歧，在於佔多數優勢的民主黨主張經濟干預政策，共和黨則反對；及至2016年，兩黨分歧則主要在於社會與文化，是關乎進步自由與保守價值觀之間的矛盾。
進步派屬社會自由派及經濟干預主義者，代表人物有 Al Gore、Walter Mondale、Jimmy Carter；國際觀視野屬社會自由派，但同時是經濟不干預主義者，代表人物有 Pete Wilson、Arnold Schwarzenegger、Nelson Rockefeller；保守派屬社會保守派，但同時是經濟不干預主義者，代表人物有布殊父子及列根；民粹／本土主義者則屬社會保守派兼經濟干預主義者，代表人物有布坎南、George Wallace、Huey Long。
在政治優勢轉移的背後，反映選民的明顯跨政黨轉移現象。從民主黨流向共和黨的是沒有上過大學、文化上保守的白人選民，多居於鄉郊或沒落市區的地帶，一度為「新政」針對的對象。相反，由共和黨人變為民主黨人的卻是文化自由派的有錢專業人士，一般聚居於繁盛市區或市郊地帶，多屬「洛克菲勒式共和黨人」，曾反對「新政」中多項措施。例如在1992至2012年間，共和黨參選人在選民教育程度愈來愈偏低州份表現較佳，而民主黨在選民教育程度愈來愈較高州份則遠勝共和黨參選人。
不過，共和黨今後的選情仍具變數。美國不但種族成份漸趨多元，國民教育程度亦日高，年輕世代在文化及社會層面均較上一代崇尚自由。雖然由民主黨轉投共和黨的人數也許較多，但民主黨不但在新增選民人數方面勝過共和黨，亦從有錢階層中世界主義者獲得更大的支持。民主黨的社會自由派及經濟干預主義者聯盟雖在1972年失利，卻在2008年反敗為勝。
黨同伐異 大勢所趨
共和黨精英心目中的「有限度政府」，其實傾向建基於經濟不干預主義，而不是文化保守主義； 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共和黨這群精英愈來愈依賴保守派勞工階層白人選票來獲勝。
共和黨的多數支持者來自鄉郊及日趨沒落市區，對共和黨所要爭取的兩大政策重點不感興趣：將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醫療券化，以及社會保障私有化；他們要求得享社會福利，希望政府多為長者及中產階級設想。共和黨漸變為沒落中產階級的政黨，而非商界及企業代表，亦對外來移民問題滿懷疑慮。
在1990至2014年間，美國外來移民人數比例由7.9% 增至13.9%。1920年代，距今近百年前，移民數字曾升近此一水平，美國一度長期封鎖關卡，直至1965年才告解封。物極必反，外來移民潮確實引起美國部分選民不滿，此種情緒都集中在共和黨內，廹使其更要依靠保守派白人選民。
事實上，即使在共和黨的票源州份，外來移民的增長比率已高於民主黨的票源州份。2012年，在羅姆尼（Mitt Romney）勝出的24個州之中，有18個外來移民人數原本偏低的州份出現移民倍增的現象。政治科學家 Dan Hopkins（2010）發現，外來移民人數驟增的地區，率先考慮立法限制移民。
奧巴馬2008年當選，雖曾被視為美國種族關係進展上的一大里程碑，但亦同時觸發種族矛盾。政治科學家 Michael Tesler（2012）發現，具強烈種族觀念的白人，在奧巴馬就任總統後，顯著地轉向共和黨，部分更原屬民主黨人。
另一方面，民主黨人則日益深信，憑藉包含少數族裔與自由派白人的「奧巴馬聯盟」，可在全國選舉中穩操勝券，是以更無理由在種族及社會議題上作出讓步，對於同性婚姻，亦採取強硬堅定立場。凡此種種，均令社會保守派白人越發深信他們的國家已被奪取。
值得一提，無論共和黨抑或民主黨，黨內的經濟分歧差矩同樣日益拉濶。在共和黨內，推崇特朗普派與勢死反特朗普派公然敵對；民主黨雖然分歧程度較輕，但希拉莉與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兩派分別代表「建制派」與「叛亂派」，彼此間的矛盾既不容置疑，必將持續。由此可見，若非取得另一黨合作，兩黨實在難以成功推行任何經濟政策。彼此能否破除門戶之見，令政制有效運作，目前仍有待觀察，然而前景未許樂觀。
近50年來，選民之間黨派分野之深，已達前所未見的程度，就連不少以往並無黨派或意識形態之分的議題，亦已蒙上黨派意識陰影。
以種族與身份認同為美國政治分歧局面，短期內難望改變。民主黨人固然視之為致勝之道，觀乎共和黨一眾，既然特朗普已打開潘朵拉盒子，該黨亦難再置多數支持者的意向於不顧。
參考文獻
Hopkins, D J. “Politicized places: Explaining where and when immigrants provoke local op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 no. 01 (2010): 40-60.
McClurg, S D. “The clockwork rise of Donald Trump and re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parties.” VOX, Mar 14, 2016.
Tesler, Michael. “The Spillover of Racialization into Health Care: How President Obama Polarized Public Opinion by Racial Attitudes and R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 no. 3 (2012): 690-704.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