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禮與國家觀念
中西文化的分歧，主要源於國家觀念的不同。在希臘的城邦裏，國家至高無上，個人悉受支配。法律是國家支配個人的意志與權力的具體表現，地位崇高。回顧人類歷史，各個朝代，絕大部分皆為一小撮的特權階級所操控，就算是今天號稱民主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如英、美亦然。國家成為一種權力的表現，為防禦濫用權力，在歷史的進程中，自然產生人權的奮張，人們竭力爭取個人的權利，包括生命保障、結婚生育、知識產權、教育信仰等各方面。
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註1），就是一個人們擺脫王權、伸張人權的例子。到18世紀，人們認為法律是個人用以對抗社會的工具，《美國獨立宣言》亦源於此。司法獨立、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亦因而興起。如今，通過不同制度，人民甚至擁有立法權，影響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路向。人們若不滿意政府，甚至會考慮公民抗命。
相對地，中國人的理想，是「世界」而非國家，重「社會」多於「國家」。以個人為出發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以「修身」為本，以大同世界為依歸。國家為人民而立，目標是建立個人之道德與和諧的社會文化，不在於國家的權力與意志。中國地廣民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註2）國家並無超人之權力意志，亦無害於人民的自由，因此不用刻意去爭取。法律，猶如牧羊人，視其後者而鞭之！因此說：「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罰在後。」（註3）明太祖又說：「仁義者，養民之膏粱；刑罰者，懲惡之藥石。捨仁義而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東漢時，陳寵亦說：「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也。」
西方文化從行為到權利，基本上強調的是「個人主義」。儒家主性善，以仁孝為中心，重禮尚往來，以「禮」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人而不仁如禮何」（註4），禮與仁，互為表裏。西方的行為，着重的是個人的權利；而中國的禮，是屬於個人的道德範疇。
在拙文〈中華智慧對香港文化與教育的啟示〉中（註5），我曾指出「仁禮誠敬」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基礎，缺一不可，是每一個社會公民都應該有的做人原則與內在規範。反觀香港近年動亂中所表現的行為，四者皆無：自以為是、自私自利、對人沒有愛心和尊敬、做人做事缺乏誠信。可見香港教育與社會風氣，已病入膏肓。一個缺乏倫理道德的社會，只講功利，單靠法治維持，恐怕杯水車薪。若不從速從根本進行改革，將遺禍深遠。
宗教與法律
中世紀歐洲，法律是宗教的一部分。在鼎盛時期，政教合一，除宗教外，別無法律。法權即宗教，法律即靈文，司法即禮節。平民若無宗教，則無法成為公民，更沒有相應的權利。當其時，最高地位的是教皇，而政府的威信，常屈居其下。後來逐漸發展，法律以公平為要旨，強調「自由」與「平等」，加上基督教教義中強調上帝的「博愛」，宗教與法律相輔相承，形成現今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博愛。但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為資源與能力的差異，自由意味着不平等的競爭，加深貧富懸殊、財富集中的社會問題，加上過分的自由與個人主義，已成為一些發達國家揮之不去的潛在危機。
中國人的「禮」，亦源自宗教意識，亦有其階級性，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道德教訓存於學校，法律刑罰則在於政府。「禮」與宗教無關，「法」側重刑律，用以禁止罪惡與不道德的行為。但最重要的量度，是來自於內在的倫理道德與群體的「公道」。古時的地方官，遇上嚴重罪案，雖已抓捕犯人，但在判案前，往往會微服出巡，了解民意，才作審結、判刑。事後，仍憂心忡忡地思量：社群中的倫理道德出了什麼問題？這裏的風俗為何會孕育出這等犯人？再考慮如何從根改善，教化眾生，福澤萬民。現今的香港，好像早已忘記了這些治本之道，而拘泥於法制的成文。
刑罰輕重
古代中國文化強調以刑止刑，因為愛人（仁），故此當為除害去亂。荀子說：「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性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行也。」《商君書・賞刑篇》說：「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中國歷朝法律，非常細緻詳盡，絕非如批評者所說的「無法無天」！但傳統的中華文化對法家的處事有所保留，因為覺得他們只尚法律刑罰而不務教化，認為國家與社會、政治與教化、法律與道德，必須通流而相濟。因此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註6）一個朝代的興起，必定有法所依，上下共同遵守，不敢逾越，才能吃立不倒，世代傳承，歷久而不衰。
「道」與「法」並舉即是「禮」。法律，只是用以輔助禮教道德之不足。和大怨，必有餘怨。若只談法而無禮，則「法」只能暫時克制，治標未治本，日後仍會爭端不斷。中國人因為重禮教道德，法律用以輔助，因此不單講求公平，更重要的是深探其內心，因而不拘泥於成文。《鹽鐵論》有論心定罪的說法：「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刑罰的大小，往往以原心定罪。若從西方角度看，當批評為「以情壞法」、「人治偏私」，甚至「無法無天」！這些論點，皆因不明其哲學原委與深層價值觀。當然，任何制度，皆可能被濫用，因此中國傳統政制，非常重視「選賢任能」、「監察」、「反腐」，盡力確保用人得當、防止人為的誤差。古時的皇帝側，尚有諫官的設立，就是要防止人性偏差。
賢人為公，眾生為私，因此傳統中國的管治從賢不從眾，但強調「謀貴眾、斷貴獨、力貴行」（註7），因為只有當位者、學識淵博的君子（賢人），才會大公無私，高瞻遠矚，能審時度勢，當機立斷，為人民謀福祉。
結語：解困之道
中華文化是「道」的文化。先哲觀天地萬物之象，悟天人合一之理，渺小的人類，只是宇宙中滄海一粟，道大而人微。《道德經》說：「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相對「道」而言，「禮」是形而下的，層次較低，而成文的「法」，則更等而下之。因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裏所說的「禮」，當中已包括了「法」！如今許多香港人只懂迷信成文的「法」，而不明其道，不究其根，捨本而逐末，亂象自然四起，有識者焉能不深思？
香港的亂象，乃眾業共緣，「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註8）固本培元，然後對症下藥，困厄自解。如今社會上是非混淆，各執其詞，各懷鬼胎，無知與偏見充斥，感性蓋過理性，衝動無賴，單靠雄辯說理，收效不大。社會歪風四起，人們思維紊亂，民粹主義高漲，是為動亂之源，當有其因。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若客觀審視，理性回顧，撫心自省，香港的政制與建制圈內，亦千瘡百孔，歪風不少，積習多年，私大於公，各方勢力盤蹈，暗湧激流處處。要力挽狂瀾，糾正歪風邪氣，必須從根入手，標本兼治，定下長遠目標，重整社會的倫理道德，以「仁禮誠敬」為核心，教化人心，倡禮崇德，改革創新，黎明方至。
註1，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指1688年，英國人民和新貴族發動的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統治、防止天主教復辟的非暴力政變。這場革命沒有發生流血衝突， 因此歷史學家將其稱之為「光榮革命」。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奠定了國王統而不治的憲政基礎，國家權力由君主 逐漸轉移到議會。君主立憲制政體即起源於這次光榮革命。
註2，先秦《擊壤歌》。
註3，《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註4，《論語・顏淵》、《論語・八佾》，
註5，彭泓基：〈中華智慧對香港文化與教育的啟示〉，《國學新視野》，2017年9月秋季號，頁70-76。
註6，《孟子・離婁上》
註7，宋辛棄疾《美芹十論》。
註8，唐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中西文化衝突與香港法治困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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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國學新視野》，本社獲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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