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住在北京東城區一條不起眼的衚衕盡頭的四合院。諷刺的是，幾年前也成了拆遷戶，但為他在附近重建一處住所。我一般是下午他午覺後到訪，在客廳兼書房聊天。除了要秘書辦事，否則都無外人，方便暢談。期間警衛會進出滴眼水、送藥，到傍晚家人來逐客還要談完才走。他從來不留我吃飯，因為吃得太清淡，我受不了。
左王的得意事
談什麼？天南地北都談。但我的感覺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未必是官場升遷，而是1935年參加12.9學生運動並擔任一個小領導；1949年和國民黨談判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以及1959毛澤東點名要他陪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三件事，分別涉及學生運動，主權領土完整和馬列理論，我和他的交集，多半是環繞這些議題：保釣接上12.9、港台接上新疆、改革開放接上馬列。
我只有一次安排客人和他見面，談的就是香港回歸的問題。
背景是1992年我從北京返港，無論演講還是接受媒體採訪，都強調3 “de-“，即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去刑事化（de-criminalization）和不讓問題升級（devolution）。這是經驗之談：我從1971年開始，前後親歷多起內地的政治動蕩。除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每次運動的結果，無論刻意與否，結果都是政治重心向「左」移，還必然孕育一批靠「左」吃飯的人。而隨着時間推移，更會滋生一大批「形左實貪」（貪錢、貪權）的官員和商人，但那是後話。1992年我擔心的是在當時內地政治氣氛下，「左」的思潮會左右回歸的談判。
彭定康實行政改
1993年，彭定康醖釀政改，乾柴碰上烈火，危機遲早要爆發。正巧彭定康改組了行政局，裏面有熟人，就安排不公開赴京和他會面。談了一個下午，問題講得挺透徹。當然，看法有相當差異，但起碼知己知彼，認識更全面。
平常我談完就告辭，但當天他特別在兩份他撰寫的內部資料上簽名並標上日期，一人一份，但沒有抬頭。日後他才告訴我，是為了避免空口無憑，而沒有抬頭是怕對方不方便。
曾反對經濟特區
我無法判斷那次談話有沒有起作用。但是此前，他多次談到反對經濟特區（被鄧小平的南巡否定）；認為「三來一補」經濟價值不大，還組了研究班底整理「黑材料」。但了解到對香港的影響，調子調低很多，還請我整理港資工廠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的資料。而往後的中英談判雖然磕磕碰碰，「極左」人士卻表現十分克制，沒有趁機興風作浪。
兩起「以左壓左」，他知不知道用意？久經考驗的戰士難道會不知道？倒是要問，他為什麼願意幫忙？真正原因已無法知道，但我估計是兩個因素。第一，不涉私利，沒有利害衝突，不算「走後門」就贏得一半支持。第二，涉港台問題，只要能說明利害，他會全局為重，甚至破例，譬如當年星島集團要在內地辦刊物，都是先托人找他首肯。反觀現在很難看到這樣的格局，以致回歸後反添離心力，而統一問題，愈發遙不可及。
我最後一次看望他，是前年9月在北京醫院。當時估計佔中能成事，酷似12.9運動，想跟他交流一下。他眼睛不行，但精神、記憶很好，我還答應今年和他慶祝百年大壽，但已無法兌現。
斯人已矣。他的遺體告別儀式，政治局七位常委都有出席，規格夠高了。但我再忠厚也要說：他的不貪，應是所有官員的榜樣；但產生「左王」的政治土壤，應從中國文化永遠鏟除。
目前國家尚未完全走出「唱紅行黑」、「形左實貪」的災難，貪腐無疑是對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但要警惕的是，為穩住局面，用「左」的手段辦事可以省心，能減少一些短期的病痛，但帶來的可是絕症。兩個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時刻銘記！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11月在紀念胡耀邦100年冥誕會議上的講話，應是他本任內第二重要的講話。冀望能一手重申胡耀邦當年開明開放的風格，另一手強調民主法治，彌補當年體制的不足。
鄧力群和香港二、三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