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哈佛:一個中國女生的名校夢

毋庸置疑,智美離她的哈佛夢又近了一步!安多弗中學不僅地處波士頓以北25英里,離哈佛只有一個鐘頭的車程。從「成長的光環」來看,這所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的母校,始於美國獨立戰爭,是全美歷史最悠久的高中,2014的年捐贈額達到10億美金。可以說,安多弗是中學中的哈佛,哈佛是大學中的安多弗。
據智美本人回答,她想執着地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自己卻不知這應該算偏執還是平衡。這個問題很複雜,我自己大致列出四個理論,不同理論解釋悖論的結果不一樣。我按照悖論被消解的程度將四個理論排序。
 

一、資源論 

 
中國教育資源的人均擁有量嚴重不足且分布極為不均。面對這樣一個局面,為了照顧公平、維持社會穩定,幾乎一刀切的高考制度成了權宜之計,且很難被取代。於是高考制度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下,從程序上保證了相當程度的公平。
 
然而,一刀切的高考如同一個頂層設計,它將影響並且塑造中國教育的各個層面。一個窮孩子,通過高考,有了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的通道;而一個富裕的家庭,如果不去爭取額外教育資源,孩子最後獲得的,會被整個一刀切的制度拉平。正如平均主義帶來的惡果,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教育的思想市場(Market of Ideas)無法形成。
 
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病,一句話概括:教育的價值很弱,篩選的價值很強。這種教育制度,好像一個篩選機器(Sorting Machine),過早篩選,時時篩選。然而篩選出來的並不一定是真正優秀的人,而是最會考試的一類人。「核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y)即做題。
 
即便對於七中育才的許智美,如果完全按部就班,對她來說等於「荒廢熱血」,將自己「稀釋於荒誕的洪流」。許智美的父母對教育資源敏感度相當高,具有極強的「教育獵頭」素質,經常給智美請到十分「特別」的老師。智美的鋼琴曾拜師於李雲迪的老師、着名的鋼琴教育家但昭義。這樣說來,智美算是李雲迪的小師妹了。智美爸提到過,多年前但昭義老人家,一堂課45分鐘收1,200塊,還要挑有潛力的教。
 
智美的一對一數學老師,北大數學系畢業,如同她親哥哥一般,一天數個小時手把手輔導她。英語除了貼身外教,我偶爾教教智美英語,帶她參加比賽,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人生謀事」的角色。我教她英國議會制辯論,帶她看《經濟學人》雜誌和 TED 演講;智美要代表學校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David Gross 交流,我為她出謀劃策。
 
說到英語比賽,記得某年帶智美去北京比賽三天,智美媽主動支付我8,000元的日薪,往返頭等艙。一般的家庭絕對沒能力支付,不少富裕的家庭也會大開眼界。智美家為她獲取的教育資源是很可觀的,雖然資源利用的效率難以評測。「偏執」與「平衡」的悖論,在極為優良的資源獲取中,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
 
許智美的鋼琴老師,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但昭義。
許智美的鋼琴老師,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但昭義。
 
 

二、跨界論

 
互聯網加速了創新,「跨界打劫」成了創新的主旋律。凱文·阿什頓(Kevin Ashton)所着的關於人類創造史的書《如何讓馬飛起來》(How to Fly a Horse:The Secret History of Creation, Invention and Discovery),總結出編織創新的五種針法:1)給予;2)借用和移用;3)雜交;4)明顯化;5)互動。這5種針法是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去聚焦創新活動。
 
很明顯,創新在這裏可被理解為「織網」。如果腦子不夠用,就得去向社會借腦子(borrow the brain)。腦子愈多,創新的節點就愈多,網絡就愈綿密,整個社會的腦力(brain power)就愈夠用。然而對於一個初中生,通過廣泛涉獵不同學科、技藝,在後者之間至少會產生「借用和移用」,「雜交」,「互動」三種作用,在微觀層面激發創新。通俗地講,就是舉一反三。
 
智美對自己的「跨界優勢」(The Crossover Advantage)也有一定意識。截止到2014年,她連續六次獲得成都市優秀藝術人才鋼琴組一等獎,三次獲得十佳。這些獎,雖然被認為主要作為升學用,但能堅持六年始終如一,一定費了不少時間。
 
智美爸向我提起,但昭義老先生曾提議讓許智美走鋼琴專業路線,全身心投入,一天練琴十多個小時,以後做「李雲迪式」的培養。智美一家想了想,還是放棄了,這種「刺蝟」(注:參見前面的刺蝟和狐狸)做不得。
 
許智美廣泛涉獵各門學科競賽,以及類似騎馬、芭蕾舞、二胡、滑冰、游泳等各類技藝,那有沒有具體的跨界優勢呢?
 
許智美的回答如下:
 
學術方面比如數理化,特別是數學好了,物理化學的計算題等等上很有優勢;課外說,比如音樂對舞蹈的節奏感有好處,跳舞和滑冰的平衡感對騎馬有幫助,滑冰和舞蹈互相有好處。(但是)說實話,寫完很多英語作文再寫語文作文的時候感覺有點力不從心。那些超美但沒有多少邏輯和實際意義拼命煽情的句子都快忘了。
 
看來許智美的跨界,具有一定「溢出效應」(The Spillover Effect);而在邏輯意識和「言之有物」方面,英語作文甚至對中小學語文作文產生了「擠出效應」(The Crowding Out Effect)。總的來說,智美的跨界,在某種程度上也消解了「偏執」與「平衡」的悖論。
 

三、反饋論

 
如果陷進一種反饋循環,要掙脫出來很難。舉個例子,一個戒了毒的人,再度染毒的幾率很高。這不是簡單的自制力問題,而是吸毒者的社會關係網絡沒有斷。人說到底是處境的動物,需要周遭給予的反饋,很多時候身不由己,自制力和理性都失效。想想孟母三遷,還是挺有道理。
 
再舉個例子,一個網游上癮的孩子,往往是因為在網游中獲得了一種存在感和認同感。網游提供了一個周期很短的「正反饋循環」(Positive Feedback Loop)。砍一下怪,就掉一點血;殺一個怪,角色(Avatar)就賺一點經驗值;一個下午可以升好幾級,過一關有獎勵,運氣好還能打出全新的裝備。網游之所以容易上癮,秘密在於它的「反饋循環」周期被設計地很短,而且被數量化(quantified),公開透明。基本上,點一下鼠標,就有一點反饋。如此容易獲取的「正反饋」和隨之而來的認同感,一般的孩子怎能不上癮?
 
考試也是容易上癮的,尤其是考霸。考試的「反饋循環」周期較短,做完一道題,如同打了一個怪;做完一套卷子,如同升了一級。一場考試,短的60分鐘,長的120分鐘。老師改卷子快的,第二天就能公布分數,大考還會張貼成績榜。整個反饋循環不僅高效,而且可視可感。這類正反饋,尤其以中高考刷題為代表。有了標準答案後,卷子好評判了,分出的快,學生得到的反饋也快。考得好的學生,被訓練地刷題刷出了存在感;考得不好的學生,或臥薪嘗膽,或有苦不說,或看破紅塵。
 
考試與網絡游戲的區別,本質上或許是:前者的反饋周期一般是60到120分鐘,後者可以短至幾秒鐘(打一個怪)。那些考霸,或許就是最適應60至120分鐘一反饋的人,巴不得考完後,立馬就知道自己和別人的成績。智美在取得全年級第一以前,也免不了這種「短周期反饋」的誘惑。
 
以刷題為代表的短周期循環,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幫助學生測評知識點的掌握,幫助老師評估和調整教學;另一方面,答案過於單一,以知識再認(re-identification),而不是注重知識形成過程(Knowledge Formation and Its Etiology)的刷題,讓學生的大腦逐漸變為別人思想的「跑馬場」。
 
於是,最後比的不是誰有更好的觀點,誰能最好地解決問題,而是誰的跑馬場能讓「別人的馬兒」(即:別人的思想)跑地又快又好。智美在考到年級第一之前,也在從事「為別人跑馬」;拿到第一之後,壓力和焦慮也隨之而來。
 
真實的世界裏,人的活動的反饋周期可能相當長。一個創業項目,如果能存活,兩三年下來還不一定初見盈利;一項突破性的研究,可能要一二十年的孜孜不倦。反饋的周期愈長,就愈需要一種對未來敏銳的嗅覺和更廣闊的思維格局。一個適應90分鐘一反饋的考霸,和一個能夠忍受七年之苦的奮鬥者,無法劃上等號。
 
智美能讀完一些原版小說,讓反饋周期從考試的120分鐘,擴展到十幾個小時,已經很不容易(注:很多孩子,在初高中階段,基本沒時間或心思讀完幾本好書)。
 
然而,她的時間被占用過多,很難體驗到反饋周期更長的活動,比如寫一篇長文,做一些「從0到1」的項目。從反饋論來看,許智美無法超脫「平衡」和「偏執」的悖論。畢竟,應試走的好,從現有體制的層面是一種「平衡」;從人生的層面,是一種負面意義的「偏執」。
          

四、風控論

 
當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生活的重心會發生從「資源獲取」(Resource Acquisition)到「風險防控」(Risk Management)的轉變。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將這種社會稱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社會一旦富足,風險管理重要性凸顯,獲取新的資源反而退居二線。同樣,在移動設備日新月異的今天,人們對風險防控的焦慮,也悄然潛入。舉例說,不少人的蘋果手機,電量低於30%時,就開始擔驚受怕。有的是怕關鍵時刻沒電,有的怕的僅僅是怕本身(Fear Itself)。對風險防控的焦慮,隨着生活被量化和透明度的提高,開始侵入了我們的潛意識(subconsciousness)。許智美拿到年級第一後,也進入了這種焦慮。
 
智美坦言,為了考第一,花了很多時間在刷題上。經常會有感嘆:What have I lost in order to get the first!?」(為了年級第一,我失去了多少啊?!)就實用性來說,她感覺「沒有必要刷那麼多的題。損失了不少可以用來提升自己其他方面的時間。」而遭遇風險防控帶來的焦慮後,她其實壓力山大。
 
我問她當時有沒有 Rat Race(注:直譯為老鼠賽跑,即無休止的競爭)的感覺,她說這個形容太貼切了:
 
考第一後,下一次考試就只有兩個選項:不是保持原樣就是倒退。所以自己的壓力真的超級大。加上同學老師都在拿自己舉例子,常常擔心如果拿不到第一會怎樣。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有一些事情屬於邊際效用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例如吃自助餐,吃到一定程度就吃不動了。另外,對於某種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的國家,如果過分依賴這種資源,會出現所謂的「資源詛咒」(The Resource Curse),或者說是「富足的悖論」(The Paradox of Plenty),導致經濟結構過於單一。當資源價格出現波動,容易引發危機,例如石油豐富的某些中東國家。
 
智美拿到體制內的年紀第一,就要面對通過刷題來保持第一,而刷題本身是邊際效用遞減的。同時在以做題作為核心競爭力的教育體制裏,這種做題能力的「富足」,也成了一種詛咒,因為評價標準太單一,連標準答案也只有一個。初一初二時的許智美,在應試的加冕與摧殘下,犧牲了不少靈氣。學海無涯,學習應該盡量嘗試,變得風險厭惡(Risk Averse),反而是一種自我設限(Self-limiting),容易變得井底之蛙(Tunnel Vision)。風控論下,「平衡」與「偏執」的悖論最為顯着。
 

「優秀的綿羊」還是「馬戲團的獅子」?

 
我們再次回到這個問題:許智美到底是不是一隻優秀的綿羊?
 
在之前作出否定的回答的基礎上,這裏做一個肯定的描述:智美是隻曾一度關在「馬戲團的獅子」。體制內的教育,如同一個馬戲團,訓練的要義基本上是條件反射的強化。中國教育的不少弊病,說到底是違反了孩子的天性。
 
如今,智美即將邁入安多弗,獅子要回歸森林了!這將是一個廣闊而富有挑戰的平台。
 
其實,智美去年在安多弗夏校的學習,體味到了學業的挑戰性。智美媽說,當時智美一個人去安多弗夏校,上生物課,專業詞匯太密集,智美有時會聽不懂。記得當時智美在夏校還給我發微信,問我一些生物實驗的設計(注:筆者本科學的是生物技術)。可喜的是,她相當有韌性,最後選的心理學(Psychology Current Issues 02)和生物學(Biology First Year 01)取得了非常優異的成績。
 
中國教育體制內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在馬戲團生活的辛酸。然而,馬戲團裏也能出狀元,任何一個體制都有辦法為適應體制的人加冕,而任何一個馬戲團的動物也可以暢想「飛躍馬戲團」(One Flew Over the Circus Troupe)的自由。
 
未來的人生無限廣闊,祝智美和中國千千萬萬的孩子,心中有夢,並保護好它。
 
(圖片由作者提供)

留學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