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市務學會於2018年3月1日舉辦「POWER TALK」，邀請了遵理集團創辦人梁賀琪女士探討香港教育市場的未來發展前景。此篇為梁女士當天的演講，全文如下：
談到演說，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甚少為演講作準備。這不是因為我不重視，而是我有少許學習障礙，所以難以牢記講辭，故一般都會即席演講。雖然有朋友誇我的演講技巧獨到，但我不以為然。我認為能夠吸引別人聆聽我的演說，最大的原因是我對所屬行業的執着和熱衷，感染力全來自我的經驗和熱誠。我不需為自己作競選，而能夠自動連任了30載。我忠於自己的行業，至死方休。所以，我不認為自己的演說技巧有什麼特別，只是我有我的執着和經驗。
馬雲：最可怕是「來不及」
除了遵理的講座，我也曾有不同規模的演講，大大小小超過100場，而我在熟悉範疇所作的演講比這還要多。今次獲邀，感謝大會讓我自行決定演講的題目，所以我決定分享自己最擅長的範疇——教育。
我認為在教育上，大家都有責任。不論你是否有兒女，教育與社會是息息相關的。大家可以多討論，跳出思考框框，再加點創意，締造更好的教育制度，打造香港年輕人美好的未來。（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的演講曾提及一樣最可怕的東西，就是「來不及」。當機遇在前，但我們看不到；或許遇上了，但我們視而不見；又或者看不懂的時候，不去尋求答案，那麼將來就會來不及。今日，我希望在這裏能夠「集氣」，意思是大家一齊集思廣益，朝着不同的方向，有更加多的思考和討論。
補習蓬勃錯不在傳統教育
香港的教育制度有什麼進步空間？大家可從幾方面探討，第一：香港的補習事業蓬勃，是否就代表香港的正規教育失敗呢？當補習事業經營的有如此規模，大家必然會認為是正規學校的老師教導不善，香港的教育制度有所不足，所以才會容許私人補習業如此蓬勃。但大家認為這是合理的結論嗎？我曾與有關的教育官員接觸，他們也會疑惑在哪方面是補習做得到，而他們做不成的。當時，我感到十分悲哀。為何他們會認為是自我的不足，才會有補習的存在。補習的存在並不是因為正規教學的不足，而是社會有這方面的需求。否認學生對補習的真正需求等於否定社會對自由教育的需求。
舉例說，香港的交通網絡有世界級水準，尤其與曼谷或其他歐美城市相比；但香港人為何要開私家車？如果大家都認為公共交通工具已夠，應該沒有私家車的存在價值。另外，在《全球旅遊競爭力報告2017》的數據中，香港的治安是全球排名第五的，但隨處可見，不論是公營或私營房屋都有保安，而做生意的，有時更會聘請G4（指警方要員保護組前成員）。要是香港已是治安極好的城市，大家又為何需要額外的保安設施？再看醫療方面，香港的公營醫療是全球第一的。雖然我來自草根家庭，但小時候，媽媽從沒有帶我到公立醫院，只會到樓下的私家診所就醫。如果香港的公營醫療已是世界級水平，但又為何會有私人醫院及開到成行成市的私家診所及私人執業的醫生存在呢？以上的例子是想說明，在一個文明社會中，只要我們對某些服務有要求，都會有私人市場的存在價值，教育服務亦是。這不是因為香港的教育出現問題，而是我們對教育有很大的追求和高水準要求，這必然就會有私人市場。我素來說香港的教育雖不能稱之為完美，但已做得相當不錯。
付費補習加劇跨代貧窮？
第二：為何遵理的補習能經營的如此成功？有人說是因為我們用了鋪天蓋地的廣告，引起羊群效應，令到學生感到有補習的需要。我是一個講求數據和事實的人。這幾年，我做了不少研究。遵理與其他20個教育服務相比，在廣告宣傳金額排行榜尾。這顯示了補習在某程度上是一個剛性需求，即使沒有排山倒海的廣告，學生亦會補習，是因為他們真正需要補習。亦有人說，補習的蓬勃加劇了跨代貧窮。因為補習是私營教育，需要付費。如果因負擔不起補習費用而得不到支援，就改變不了貧窮的命運。但我不同意這說法。
我出身草根階層，小時候沒有補習的經驗，但幫人補習的經驗就很多。我經常幫姐姐和妹妹溫習，從而溫故知新，不斷學習。雖然有好多研究教育的學者都指出，補習會令到跨代貧窮愈來愈嚴重，但我極力為此爭辯。或許這個問題在其他城市是成立的，但絕對不能為香港高中教育的補習冠上此罪名。在美國，補習一小時的費用是100美元，即是七百多元港幣。與亞洲國家相比，遵理的補習費用只是116元。我30年前入行，當時的費用是300一科一個月，直至現今平均也不超過600一科一個月。30年來租金人工不斷上升，但我們依然能保持這個比率，原因是我們能成功地做到有品質的大規模生產。因此，加劇貧富懸殊、阻礙下層向上流的其實另外有「兇手」。
那就是直資學校。將傳統的名校變成直資，收費不是平民百姓能夠負擔之餘，入學選生過程更加把蓬門子弟摒諸門外；另外一個重犯就是國際學校。他們的費用及債券令人咋舌，但香港有愈來愈多家長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就讀，原因是不想子女承受沉重的功課壓力。但真的可以較輕鬆嗎？這樣「逃避」有效嗎？
國際學校渴市恐變本地化
其實，國際學校的宗旨，並不在於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國際的人」，例如新加坡國際學校，它是為將來回去新加坡扎根或生活的學生作準備，其他的國際學校也一樣。但當我們不斷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有兩點是值得大家留意的。第一就是子女的中文程度；第二，當愈來愈多本地學生就讀國際學校，那學校就不再「國際」了。
早前與一位家長交談，她的兒子正在香港傳統名校讀書，因不想再為兒子完成過多的功課，而打算報讀國際學校。我反問她，為何兒子完成不了的功課需要她幫忙完成呢？雖然她是一名全職主婦，但也不會幫忙丈夫完成在公司未完成的工作。如果因為不合理的功課量，家長應該向學校反應，讓老師檢討功課量及深淺度。但她否決我的建議，因為家長教師會及校長通常會向老師施壓，務求最好的質量。但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當愈來愈多本地家長將子女送去國際學校，國際學校都一樣有家長教師會，他們亦會認為功課質量不足而向老師施壓。以往大家都有一個假象，就是由國際學校升讀的大學，都是頂級名校，這未必有一定的關係。原因可能過往有很多家庭資源較豐富的子女入讀國際學校，令到大家都有個假象，讀國際學校的人是特別優秀。但隨着愈來愈多人報讀國際學校，國際學校遲早都會變得本土化。換言之，十年後國際學校畢業的學生未必一定國際化。還有，令人擔憂的是他們未必再次能融入香港社會，亦未必能升讀名牌大學，結果事與願違，最後高不成低不就。
國際學校提供IB（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現在愈來愈多國際學校的學生要補習，收費是本地補習的十倍有多，而且難以中途放棄，亦做不了優質的大規模生產。因為IB不是一個考試，而是一份個人化的報告。
總括而言，大型補習不單沒有加劇貧富懸殊，反而是僅有普羅大眾可以負擔的力爭上游的合作夥伴。
這十年來大家都認為芬蘭教育是全球最好的，芬蘭的學生成績好，又能愉快學習，舉世馳名。但是否真的比香港的教育制度優勝？
外國月亮一定比香港的圓？
根據2006年PISA「國際學生評量計劃」的指標，芬蘭在科學排第一、數學排第二、閱讀排第二，都凌駕於香港之上。而在2012年的排名，芬蘭的數學跌出排行榜、科學和閱讀都在香港之下。再看2015年，香港在數學方面穩坐第二名，芬蘭未見蹤影，科學雖仍在香港至之上，但閱讀在香港之下。香港人十分謙虛，經常妄自菲薄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好，但香港的教育確是達到世界級水準。從此處歸納，芬蘭除了2006年的科學得到全球第一，往後未曾試過在任何一方面奪冠，而香港平均的表現比芬蘭更佳。另外，英、美兩國的教育未曾上榜。即是代表香港不斷輸出尖子去貢獻英、美國各大學府。諾貝爾物理學得獎者崔琦教授，他中學就讀香港的培正中學，之後才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就讀。
若不比較成績，可以看看開心指數，芬蘭的自殺率也高於香港。在此，我想說明香港有很多瑰寶，但我們卻不懂得珍惜。香港的教育制度有它的優點，包括公開考試。香港的公開考試，第一是廉潔。我們極少聽過香港考評局的官員受賄或洩露試題的新聞；第二就是素質，在過往30年裏，幾乎沒有出現考評局的題目會出錯。中國人有句諺語「高薪養廉」，考評局的同事是非常高薪的。正因如此，公開考試的題目素質也十分高。當不能用一個標準來篩選所有人才時，公開考試就是最可靠的工具。大家可能對香港的公開考試有不同的指責，不過如果香港沒有公開考試的話，又會如何呢？世界上每間大學都希望錄取成績最好的學生，所以考試就是一個平等的機制。即使公開考試有多討人厭，但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原因是不論你是任何人或億萬富翁，亦買不到成績單上的一個5**。你或許可以透過龐大的捐款換取歐美國家的大學學位，但你不能利用金錢來換取中文科的一個5*。雖然可以找不同的資源補習，但考試始終要身體力行。這就是公開考試的公平性。你可用以錢打造一張耀眼的自我介紹 （personal statement），但錢買不到一張DSE狀元成績單。
香港公開試公平具語言優勢
美國有很多大學，申請入學時需撰寫自我介紹書，這是可以用錢堆砌的玩意，如果因此而被錄取，才是真正的不公平。香港的公開考試是相對公平的尤其對普羅大眾而言，因為只能自己進場應考。如以香港DSE跟其他考試制度例如GCE、SAT、ACT比較，它們本來也是當地的考試制度，能成為國際級考試，原因是被人追捧所致。加拿大沒有公開考試，於是大家就去美國或歐洲國家考GCE。而亞洲暫時未有一個國際級的公開考試，香港DSE絕對有這個資格成為亞洲的公開考試。將香港DSE推上國際舞台，絕對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中國內地的高考素質很高，亦沒有試題洩露的問題，但試題只有中文版，沒有英文版本。但是香港DSE除了中文、文學和中史，其他科目全部都有中英文版本。亞洲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實行GCE，日本和韓國都有語言障礙，唯獨香港DSE有語言優勢，這絕對可以登上國際的舞台。
全球逾270院校認可DSE成績
香港公開考試成立於1977年，歷史悠久且得到國際認可，當年的高考有90間國際院校認可。現今的香港DSE得到全球有270多間國際院校認可（包括劍橋和牛津大學），相比當年的會考和高考增加了幾倍。香港有完善的考試架構，而且DSE的成績是終身有效的，不同於IELTS只有兩年有效期。因為IELTS只是從題目庫中抽取題目，而香港DSE的題目是每年精製出來的。在此可見，香港DSE既可通往國際，而且學生準備考DSE所要付出的資源比其他考核方法更能被普羅市民負擔。
隨着愈來愈多人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會衍生出不同的社會問題：
一、跨代貧窮愈趨嚴重，中產以上的都送子女到國際學校就學，餘下來的好像被逼要留在香港考公開試；
二、如果將來他們未能升上一間名牌大學，是否再次能融入香港社會？
三、如果國際學校變得本土化，同樣會出現沉重的功課量和催谷補習，這亦是另一個矛盾。
吸引外地生考DSE可促經濟
如果能將香港DSE推上國際舞台，還能吸引其他國家的尖子到港考試。既然有270多間大學承認香港DSE的成績，可以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內地的學生來香港考試，香港學生也不用再考其他考試。其實一個考試可以帶動多方面經濟效益。香港現時的旅遊業以購物為主，大部分遊客都是來購物的。但如能吸引內地學生到香港考DSE，他們最少會逗留三個星期，而他們會遊覽的地方有機會是科學園、太空館、博物館或者中央圖書館，帶來學術上的交流。而且大部分家長會陪伴子女到港考試，藉此推廣香港不同的產業。
我做了不少相關的資料收集，香港的入境條例沒有限制遊客到香港考試，若只持有遊客VISA來港讀書未必可行，但絕對可以考試。我曾與某些官員表達此想法，他們的回應不是表示無能為力，就是舉步維艱。但我相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進行改革從來都不容易。我不是打算挑戰其他歐美國家的考試，而是在亞洲實踐一個在國際舞台上大家認受的公開考試。國家正在推行一帶一路，我們可以藉此機會，將公開考試推上亞洲的舞台。萬丈高樓從地起，事情雖然艱難，但不代表做不了。儘管沒有任何一間大學承認「奧數」的成績作為入大學的考量，但仍能聚集成千上萬的尖子同場較量。
如何有人憂心香港大學的學位及資源會因此而分薄，也有人憂慮會把HKDSE的分數拉高。第一，UGC大學學位本地生與外地生比例已定於8比2，不會因多了人考HKDSE而改變。第二，所有公開考試愈多人考只會愈具代表性、國際認授性亦會愈高；推廣HKDSE至海外不同階層，考生自然有優有劣，怎能妄自菲薄覺得自己一定比其他地方考生表現差？
如果外地考生愈來愈多，考評局亦可以考慮效法GCE另設國際版，把香港考生與來自外地考生分開處理。
總之，DSE國際化，不只可行性高，而且無論對經濟、學術、社會發展都百利而無一害，有關部門應該仔細考慮，加強向一帶一路國家及內地學校推廣。
梁賀琪簡介
1989年獲香港大學翻譯系文學士學位，並於2011年在歐洲大學學院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她曾在津貼中學任教英文科逾20年。梁女士於1989年創辦遵理補習學校，現時遵理擁有19間分店及140間課室，成為香港其中一間最具規模的連鎖式補習社。遵理母公司精英匯集團更於2018年7月13日掛牌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