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客眼中的香港寫照：1839─1945

日本人在香港所留意的很特別，我們中國人未必會留意的。那年代是幕府末年，日本人來到香港看哪裏有練兵場，看你怎樣操兵，他們很喜歡看這種東西，可以看到某些民族對香港的興趣在哪方面。綜觀而言，可以看到香港的一個寫照，香港到底是怎樣的呢？

1868年明治維新，1860年代初期的日本仍是幕府時期。我們知道幕府時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閉關鎖國，直至「黑船事件」（1853年）：美國 Matthew Perry 將軍的艦隊抵達橫濱，逼迫日本開放港口。當時幕府對此很頭痛，因為一方面美國相逼，另一方面很多人激烈反對開放，事處兩難。但幕府之後亦認為需要派人到外國考察，所以當時就有日本人去外國考察途經香港，不管到美國，或是到歐洲都要途經香港。

他是近代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日本把他的肖像，印在一萬日圓紙幣上。可見日本對他多麼重視，以最大面值紙幣呈現他。他在香港只有一小段經歷，卻使人相當震撼。他是1862年日本遣歐使團其中一個低級隨從。他是讀「蘭學」的，即荷蘭學。雖然日本那時是封閉政策，但依然有開放一個港口通商，荷蘭人答應只做生意而不傳教，所以當時的日本人便透過研究荷蘭學認識西方情況，他們並非對西方的事物一無所知。

他所乘的英國船隻在香港停泊期間，有個中國小販上船賣鞋。他想買一雙，跟小販討價還價。他又覺得沒事做，索性跟小販玩玩，刻意作艱難之談判。旁邊有個英國人不知就裏，以為小販欺騙或騷擾福澤諭吉，於是一手把鞋子搶過來交給福澤諭吉，一聲不響用手杖把中國小販趕下船。那個中國人的小販連抗辯的機會也沒有，害怕得不敢作聲。

福澤諭吉說，他一點也不憐憫這個中國人，也不討厭那個英國人。他只是羡慕英國人可以這般「高壓專制」，「橫行於東洋各國，目中無人」。他相信英國人的內心「定然相當愉快」，認為「今日我等對外人抱有不平，是因為未能免於彼等的壓制」。這句最恐怖：「我等的志願，是要對這種壓制施以壓制，最後獨自壓制世界。」從這個小片段，讓人不寒而慄。他在日本怎樣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上影響很大，他提出「脫亞入歐」，在1862年他已經有這個想法，大家就不會驚訝，日本怎樣崛起，透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略別國。

王韜因上書太平軍而被清廷通緝，所以走來香港避難。他在香港做了兩件重要的事：其一，創辦《循環日報》，報中有社論，是中國最早有社論的報紙；其二，與一個叫理雅各（James Legge）的牧師合作翻譯四書五經，是個偉大的成就。

他來自江蘇，最初對香港的觀察是：人很粗魯，都不知道說什麼話（「人民椎魯，語言侏」），廣東話當然聽不懂了；氣候不同（「氣候不常迥非中土侔」）；食物很難下嚥，飯一顆顆的，哽住喉嚨（「所供飲食，尤難下箸，飯皆成顆，堅粒哽喉」），他們可能慣吃軟綿的飯；肉在湯一沸騰時就吃十分腥氣（「肉初沸以出湯，腥聞撲鼻」）。王韜在吃的方面完全沒法適應。

「一家四人臥床無一瘳，半椽矮屋月費錢半萬，風逼炊煙入戶難開眸，木中蟣虱噆人若錐利」。他們一家四口只睡一張床，比住「劏房」更慘，月租還很貴，廚房的煙吹進來，還得受蚤蟲咬。王韜對香港的生活叫苦連天，那個年代香港的生活好不到哪裏去，使他直呼救命。

但王韜對香港的看法慢慢變了：「其俗素以操贏居奇為尚，而自放於禮法，錐刀之徒，逐利而至」，人只懂得搶錢，爭利益。他的觀察很準確，你這裏住久了，是不會發覺的，因為你自己都有份去搶。更差的是，「地不足游，人不足語，校書之外，閉戶日多」。

王韜在香港住了超過20年，但由始至終都沒法融入香港社會。因為吃不慣，住不好。後來他還是服了香港：「設官之繁密、兵防之周詳、賦稅之繁旺、教民之勤懇、遊歷之地咸備」，慢慢看到香港的發展，這是個好地方。「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避居者視為世外桃源」，「財力之盛，幾甲粵東」，可見當年香港已超越廣州。王韜在香港，由最初的不習慣，到後來的被折服，認為發展得非常好。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逗留時間相當長，期間他有何得着？由他於1923年2月20日在香港大學的演講說起，那年他剛由上海回廣州，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途經香港，應香港大學學生會邀請作演講。這番話很有意思：「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是他親口說的。「至於如何得之，則30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他留意的事情和康有為很相似，看到建築物很優美、街道乾淨，從而想到別人的管治多麼有效率。

「香山、香港相距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這裏我不太認同，將香港跟香山比較，似乎有點兒不倫不類。跟廣州比還相近些，但香山是鄉下，它跟石岐都沒法子比較。「外人能在70、80年間在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4000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

孫中山先生在港近10年，正是他求學時期，亦是他思想形成的時期，的確，香港對他的思想影響非常大。

魯迅很不喜歡香港，有次來港行李被海關「翻箱倒篋」檢查，因此香港印象不太好。他說一口紹興話，但香港人聽不懂，所以他的太太許廣平（廣州人）就幫他翻譯。

他就是在這裏（香港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演說提到：「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哪裏是真的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魯迅看問題看得很深，這話是有意思的。當日魯迅演講的禮堂，今日已成庇護工場，這個難得的地方不知何時能作回演講的地方呢？

魯迅說「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看法相當負面。

當然，這是因為魯迅主張五四運動，推動白話文，他來到香港見到香港文壇不像話。當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都是些前清翰林，教的全部是四書五經等舊學。魯迅等新文學家不滿香港還在教舊學，認為這是禮教束縛，應使用「我手寫我口」的新文學。

詹遜（Sir Franklin Gimson）是輔政司，在1941年12月7日來港，第二天早上日軍就攻打香港，到了12月25日聖誕節，總督楊慕琦爵士在半島酒店正式投降，楊慕琦與其他英方軍政要員遂一同淪為戰俘，並被關押在今日的赤柱監獄，也許他是全世界最不幸運的人吧。他一直到1945年9月中離開香港，他在港實在是代替英國立下大功，因為是他收回香港。

戰後英國如何收回香港呢？當時港督楊慕琦（Sir Mark Young）被押去中國東北，身為輔政司的詹遜是香港的最高領導人。他在監獄一知道日本投降，馬上宣布重新成立殖民地政府。此舉很厲害，當時國民政府也計劃接收香港，雙方必須鬥快。詹遜先一步宣布成立政府，並命令日軍繼續維持街道秩序，直至另行公告，同時詹遜通知英軍馬上趕來香港。當年8月30日，英國夏慤將軍（Sir Cecil Harcourt）率領戰艦隊來港，並重新收回香港。在日軍投降儀式後的9月15日，詹遜便正式離開香港。

離港前，詹遜在電台講話，指出香港須要改革。他說：「我們現在是一張白紙，打完仗所有事情重頭開始，所以我們可以規劃一些新的東西，教育、醫療、房屋、城市設計等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他還希望勞工階級可有更好待遇。」

這挺奇怪的，他臨走時提出這些，但我們會聯想到之後的「楊慕琦計劃」。這計劃原本是挺開明的，在1946年就計劃把很多權力交回華人，但計劃最後落空。因為國內形勢變化有關，當局放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