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與民主黨的蛻變

封面圖片：民主黨必需儘快深入探究選民疏離的因由所在。

創黨180多年以來，美國民主黨在意識形態和地區發展上，經歷翻天覆地的蛻變；由最初積極捍衛南方黑奴制，轉為獲大多數非白種選民支持，並從伸張農民利益、反對沿岸地區精英，轉為以城市和沿岸地區為選民基地。

諷刺地此黨其實源自由 Thomas Jefferson 與 James Madison 於1800至1824年間合創的共和黨（與現時的共和黨同名），該黨旨在與 Alexander Hamilton 領導下的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分庭抗禮。自1800年起，共和黨人入主白宮，黨勢振興，直至1820年代中期出現分裂，掀起傑克遜運動（Jacksonian movement）以及曇花一現的國民共和黨（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該黨隨後由輝格黨（Whig Party）取而代之。

驅除異族前科

1828年，傑克遜（Andrew Jackson）備受擁護，當選美國總統，其支持者聲稱獲得高度民意認可，自稱為「民主」共和黨人（“Democratic” Republicans），後來索性簡稱「民主人」（Democrats），藉此與政敵劃清界線。

民主黨正是由該次分裂產生。1830年，傑克遜當政，簽署《印第安人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強制遷徙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印第安人往集中營。同年，民主黨正式成立，有關印第安人的議題可說是創黨初期極為關鍵的一環，從當時眾議院就此事的投票取向，足以介定議員的所屬黨派。

在印第安人遷移問題塵埃落定之後，民主黨隨即將視線移向西面。及至1840年代，該黨對所謂「天命」（“manifest destiny”）觀深信不移，亦即（白種）美國人註定雄霸北美洲，是以全力在北美大陸建立制度，無視當地印第安、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居民的意願。如此的「天命」信條，當時主要是民主黨的信條。

1840年代美國領土大幅擴張，為應否將黑奴制延伸至新佔領地的爭議埋下伏線，後來亦導致輝格黨覆亡、共和黨崛起。

隸制分裂退據南方

踏入1850年代之際，新佔領地及州份應否推行黑奴制，成為美國政治中分化最烈的議題，民主黨逐漸成為黑奴制的首要建制支柱。反觀頭號政敵輝格黨，在此議題上卻分裂為南北兩派。共和黨在北方應運而生，後來由林肯（Abraham Lincoln）率領。

1860年，共和黨人林肯當選總統，南方11個州隨之宣告脫離聯邦，內戰終於爆發，美國陷入危機。民主黨在北方四分五裂，黨內各大派系危言聳聽，聲稱林肯所行政策終會導致異族通婚以及種族平等。

林肯於四年後競選連任，力主修憲以廢除蓄奴，民主黨人全力反擊，以美國史上最明目張瞻、不擇手段展開種族主義運動。同年6月，眾議院72名民主黨議員之中，有57名投下反對票，修憲提案遭到否決。

雖然直至8月，林肯本人仍以為連任無望，但9月初攻克阿特蘭大，在內戰的領軍表現重拾國民信心，得以在11月的大選中以壓倒性票數大獲全勝，隨即在國會通過憲法第13條修訂案，正式廢除黑奴制度。

伴隨的危機與內戰令第13條修訂案得以在在國會通過，正式廢除黑奴制度。亦使共和黨成為全國執政黨。自1868至1908年間的11次總統大選之中，僅得兩任由民主黨人當選；在此40年期間，僅有四年在參議院佔多數，在眾議院佔多數亦不過16年。但在南方，民主黨則一黨獨大，情況維持數十年之久。

民主黨人在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層面控操大局，屢見干犯獲解放黑奴的權利。南方受民主黨反動精英把持政局之勢，一直延續至20世紀中葉。

重獲民心關鍵

與此同時，種族議題暫別美國政治舞台；民主黨的六大階段蛻變陸續展開。

一、自由鑄銀運動

1873年，美國放棄銀幣，改行金本位制。面對經濟困難，不少農民都歸咎於貨幣政策的改變和支持改變的商家，箇中關鍵實繫於期內出現通縮，從1869至1896年，美國平均物價指數（GDP deflator）持續下跌。

189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試圖策動民粹聯盟，共同對抗支持金本位制的資本家。從南到西的州份中，支持民主黨的農民雖然漸多，但未能湊足多數，布萊恩終告敗選。

L. Frank Baum所著童話故事《綠野仙蹤》（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實為評論自由鑄銀之爭的上乘之作。故事主角多拉菲（代表美國）先後剷除東國女巫（代表東岸商界和金融界的利益）和西國女巫（代表共和黨總統 McKinley）。

她的同伴有稻草人（代表農民）、錫皮人（代表工人）、膽小獅（代表民主黨黨魁布萊恩）。她穿著銀鞋走在黃磚路上（銀色、黃色代表支持「金銀複本位制」），目的地是翡翠宮（代表白宮）。

至於除魔的情節，包括一場風暴（代表自由鑄銀運動）捲起了多拉菲在堪薩斯老家的房子，壓向東國女巫，結果把她剷除；多拉菲又親手把一桶水（代表實施貨幣寬鬆而產生通脹）淋向西國女巫，把這一害也除掉。

二、威爾遜與進步主義思想

美國的進步政治傳統始於20世紀初，主張反貪污、反壟斷性商業信托，及透過社會改革，以及大政府以改善民生。

民主與共和兩黨原本都有進步分子，分別以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tt）為代表人物。在1912年的總統選舉中，威爾遜勝出，落實經濟及政府改革，包括反壟斷法例以及入息稅，民主黨因而以進步分子基地見稱。

三、大蕭條效應

1930年的經濟大蕭條以後，民主黨終於在全國政治層面恢復優勢。經過共和黨十年掌政偏袒商界利益的種種政策，以及適逢美國經濟的蓬勃增長，民主黨於1932年得到一面倒的勝利，羅斯福當選總統。

他隨即實施「新政」（New Deal），這大概是美國史上最全面有關本國的立法議案，大幅擴充政府架構，所推行的進步改革包括促進就業措施、擴大工會權力的法例、推動基建策略，以及制訂社會保障。

期間種種增進社會福利和壯大工會組織的舉措，為民主黨打造穩固的組織根基，穩佔多數選民支持，在隨後數十年的選舉中穩操勝券。

黨內分歧肇因

壯大工會勢力難免惹起共和黨內商界利益以及民主黨南方保守派的反感，商界與保守派結盟，在南方以伸張工人工作權利為宗旨，通過《Taft-Hartley法案》，遏止工會坐大之勢。

雖然在擁護民主黨的州份中，勞工階層的勢力依然舉足輕重，但黨員中工會會員人數銳減，工會勢力又大不如前，民主黨無論在募集經費或鞏固群眾力量方面，唯有轉向依靠富豪捐獻及針對社會議題的利益團體。

大政府及大派社會福利的趨勢，漸受社會批評，被指為降低經濟效率之餘，更足以損害個人自由和家庭價值。共和黨所提倡的經濟價值觀及傳統家庭價值觀，被視為彼此相輔相成。

在地區經濟發展呆滯的大前提下，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在文化與身份認同議題上每多重大衝突，而議題主要基於下列三方面的因素。

四、民權氾濫效應

20世紀中葉，美國民主執政聯盟之中，分成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保守派，與力圖結束種族隔離的進步分子。最後，支持民權一方佔得上風，各項關乎民權及選舉權的重要法例在1960年代中期相繼通過。

上述法案雖獲共和黨人普遍支持，卻偏由民主黨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簽署落實，是以史上素與種族歧視掛鈎的民主黨，取得愈來愈多黑人選民支持。

這也促使原本支持民主黨的南方選民，逐步轉投共和黨，轉變過程歷時近30年；另一邊廂，1955至1994年的40年內，民主黨在眾議員一直穩佔多數議席。

同期，隨着外來移民增加、國民教育水平漸高，美國選民種族更見多元，身份認同與文化也漸成政治分歧的一大因素。大學教育對國民精神信仰，以及教育程度較高者的社會規範產生世俗化效應，以致出現物極必反、靈性覺醒的現象。

五、身份認同政治

雖然個人信仰在美國政治分化扮演的角色並不重要，但由於禁止在學校祈禱，並伸張墮胎權利，卻促使右派基督徒群起反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Robert Fogel）稱之為「第四次大覺醒」（Fourth Great Awakening）。此等議題當初非關黨派，然而民主黨人以及建制當中作風進步的一群，確實以伸張墮胎權利見稱，並支持政教分家和爭取同性戀權益。

美國民眾漸多質疑為何社區中外來移民日多，每逢總統大選年，拉丁美洲裔選民數目對民主黨候選人得票尤其重要，其數目日增，令加州及新墨西哥州成為民主黨票倉，而佛羅里達與科羅拉多兩個搖擺州份轉為支持奧巴馬。民主黨人深信，民主黨未來選戰成敗，將取決於拉丁美洲裔選民的關係。

民主黨在社會議題上的進步取向，加上為求彌補工會根基轉弱而另覓組織支持的轉向，均導致該黨對各類社會及文化議題，從贊成墮胎、維護同性戀者權益、婦女權益、少數族裔，以至環境問題，一一採取包容態度，甚至利用堅持採用政治正確的用語，令人難以對有關議題作出質疑。

如此卻造成分化，兩岸高等學府的畢業生普遍包容社會上有不同文化觀念與身份認同，但內陸地帶，尤其是「鐵鏽地帶」（Rust Belt）及阿巴拉契亞（Appalachia）山脈的鄉郊及市郊選民，則對這些並不關注。

至於教育程度較低的鄉郊及市郊選民，對民主黨在社會及文化議題的開放態度及身份認同取態日感不安，他們覺得社會保守派更為友善可靠，改為支持共和黨。凡此種種因素，均令民主黨在南方以及內陸鄉郊及市郊的選民基礎受損。

六、經濟地緣動態

近年來，全國最發達州份（不少位於東北或西岸）往往屬民主黨票倉，事實上，這些城市剛巧是不少成功行業所在地區，但並不等於民主黨就是成功專業人士的黨派。縱使工會勢力今非昔比，民主黨至今仍以其進步形象取得城市裡低收入選民支持，但中心地帶（特別是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地區）的貧窮選民，對民主黨的支持程度已日走下坡。

此等地區從1970年代起，一直備受忽略，無論在中小學及基建設施方面，均亟需政府注資支援。自甘迺迪總統當政以來，「鐵鏽地帶」及阿巴拉契亞山脈一帶的勞工階層認為民主黨漸由東岸知識分子掌舵。在此等選民心目中，希拉莉乃是向華爾街低頭的典型人物。

奧巴馬任內，民主黨勢力亦屢受重創，結果僅能掌控11個州的立法機關，共和黨則得以掌控30個州的立法機關。由民主黨人出任州長並控的州份減至七個，創該黨自美國內戰以來的最低紀錄。

民主黨轉以沿岸城市為據點的文化及身份認同政治，使其與勞工階層關係越見疏離。情況以美國內陸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地區尤為嚴峻。

現年31歲的J. D. Vance，出生於俄亥俄州一個每況愈下的鋼鐵城鎮，2016年出版著作Hillbilly Elegy，以悲天憫人的筆觸，從觀察入微的社會學角度，對推動反叛政治，尤其特朗普籍以乘勢而起的白人低下階層的心聲，加以深入剖析，道盡遭社會遺忘、早已認命的貧苦大眾的心底話。

讀罷此書，自能體會到民主黨內何以出現桑德斯（Bernie Sanders）帶領的一場革命，結果終告失敗，源於領導層只著眼於社會和文化身份認同議題，以及被遺忘的白人低下階層轉投共和黨陣營。

勞工階層希望幻滅，又苦無出路，日漸變得反建制，這也正是本年大選中這輩選民意向的寫照，局外人特朗普於是有機可乘，從2000年初度以獨立候選人姿態出現，繼而覓得共和黨這一理想歸宿，2016年從該黨總統候選人晉身成為候任總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為民主黨人，亦支持希拉莉，卻完全未明此形勢。他11月11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文章中，仍只顧攻擊特朗普編造謊言，反映出身為東岸自由派進步學者，他與勞工階層境況如何脫節。

民主黨必需儘快深入探究選民疏離的因由所在。說不定該黨的進步派可獲黨支持，以Elizabeth Warren、Chuck Schumer、Bernie Sanders三位作為領導核心，也許他們繼承希拉莉及奧巴馬的組織機器，與文化精英及富豪重新建立良好關係。

也許民主黨的新領導層，會效法傑克遜和布萊恩兩位先賢，在黨內發起一場民粹革命，但還需與轉投共和黨的白人勞工階層重新聯繫。假使特朗普未能兌現競選承諾，無法協助勞工階層擺脫困境，民主黨仍有望挽回頹勢。低下階層所面對的貧困問題一旦成為社會文化，即更難解決，推行新政差不多整整半個世紀的民主黨中人，卻往往忽略了他們的社會政策始終未能解決貧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