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身份模糊是現代社會人的問題。（Pixabay）
香港政策研究所最近公布有關學生公民意識及對國家認同感的研究報告，發現約有36% 受訪中五學生缺乏國民身份的意識。有人認為這是由於特區政府未能把國民教育納入中小學教學課程之過，然而這些學生的父母輩，雖在全無國民教育的港英時期成長，卻顯然具有較強的國民身份意識；兩代之間，為何會有差別？
有關本地年輕世代的國民身份意識，已成為高度政治化的議題，部份學生及一眾家長害怕年少學子遭受洗腦，竭力反對推行國民教育，而在政界反對派的支持下，展開一場極為政治化的反國教社會運動。
在2015年施政報告的引言部份，行政長官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主張本土主義和自立自決，大力評擊；事態發展至今，政府已將行動升級，取消本屆立法會中部份鼓吹港獨者的議員資格。
身份界定雖看似有客觀衝量條件，事實上卻屬高度主觀，有大量社會學著作，闡釋以種族、性別或族裔作為界定個人身份的依據，往往具浮動性，會隨社會環境而產生變化。了解身份界定條件的變化，或有助於香港人對國民身份意識的理解。
身份模糊
放眼美國，種族或族裔多元複雜，20世紀之際，該國從多方面重新界定種族，意大利裔、史拉夫裔、愛爾蘭裔、猶太裔移民的後代開始歸入「白人」之列，西班牙裔人（Hispanics）則被視為另一大族群；至於華裔、印度裔、日裔的美國人，一概歸入「亞裔」之列。
此安排反映出當時美國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重大轉變。南歐和東歐裔移民的「白人化」，是20世紀初新移民在美國社會向上流動、在文化上徹底融入的結果。20世紀末人數驟增的拉美裔混血移民，在這兩方面都大為遜色，由於主要操西班牙語而非英語，在美國境內移民中成為西班牙裔的新族群。亞裔族群社會流動性高而組合多元，基於實際考慮，為增強其於美國的政治呼聲和影響力，亦成為一大種族類別。
身份界定意識模糊的另一因素，在於不同種族通婚的現象，尤以1960年代以後，更見日趨普遍。異族通婚家庭的混血兒，從自我形象或他人觀感而言，均引起複習的身份確立問題。
以往，黑人與白人通婚所誕生的子女，根據「一滴法則」（one-drop rule），只要父或母一方為黑人，均一律列作黑人；時至今日，這已非美國界定種族的通用法則。個人的種族界定可根據自我或他人觀感，但兩者皆會隨時勢轉變而受影響。
社會學家大都認同，種族分野非純粹基於血統方面，其實也受其他因素如社會、經濟及意識形態的現狀等影響，社會流動性及融入程度，足以影響個人或他人對種族分野的觀感；至於性別、族裔等其他與身份有關的分類，雖然較少相關研究可資參考，但都出現類似現象。
若只聚焦社會層面的改變，也許有人會以為：即使身份基於社會規範和權力關係來界定，當身份在某一時期內，按社會定義分野，則各種身份的人口及成員會維持不變，但實情並非如此。
由於身份並非單以血統界定，遂變得含糊及變化不定。
身份的變化
較鮮為人知的是縱使各大種族類別會隨社會形勢大轉變而重新界定，個人的種族界線，亦或會在一生中漂浮不定。
Aliya Saperstein 與 Andrew Penner兩位美國社會學家，在共同進行的「種族流動性」（racial fluidity）合作研究中發現，1979年美國全國青年縱向調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首次受訪的14至22歲青年之中，竟有五份之一在隨後19年之中在種族分類上至少出現一次改變。
調查期間，對受訪者回答的種族類別持續進行記錄，並於訪問後加上調查員填寫的種族分類，後者無疑會被受訪者所提供的答案所影響。再者，種族身份界定的轉變，並非隨機發生，人生禍事，如牢獄之災、失業或離婚事件等，足以令受訪者在往後一年被界定為「黑人」身份之機會大增，反之，人生喜事則有助提升受訪者被界定為「白人」身份的機會。
有關轉變每多為期短暫，受訪者在一兩年後，又會恢復被界定為原來種族身份，但亦有些人的種族身份是長期改變的。
無論受訪者所報的種族身份，抑或調查員所界定的種族分類，都會隨人生際遇而改變，亦與種族觀感足以反映個人社會地位的觀念互相脗合；種族身份分野的轉變繫於客觀社會形勢轉變，並非偶然的個人主觀變化。
關乎種族抑階層
上述調查結果反映，調查員往往因受訪者的回應與某種族的典型慣常動態脗合（例如無業者）而將其歸類。若外表徵象模糊，難以作準，調查員往往寧枉毋縱，按成見將受訪者種族歸類；此說實在毫不誇張，亦與表象取決於社會狀況的研究不謀而合。
據實驗結果顯示，皮膚較白皙的非洲裔美國人，若以非洲蓬鬆髮型或穿看更制服出現，則比穿西裝較易被視為「黑人」；社會地位較高的混血兒，多被視為「白人」。
假使上述調查員的觀感判斷確受影響，何以由受訪者提供的種族身份答案，同樣跟個人經濟狀況轉變相關？這也反映出受訪者同樣受種族定型影響，在遭逢失業之類的挫折之際，白種受訪者自認為黑人，大概沒有那麼尷尬，在心理上會較為好過。是以定型與順應時勢的社會壓力往往並存，年輕世代較不情願公開承認是保守派，上一代則較不願意公開自認激進。
這實足以令人重新思索有關身份界定的一些重要假設。首先，「以白人自居」的現象也許實際上在受訪者之中較為普遍，至少在不少受訪者人生某時期內確曾如此。若身份浮游不定的現象普遍而非罕見，則我們所說種族對社經不均的效應容或有所誇大；既然被歸類為黑人者多已處於社會邊緣，種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有被過度渲染之嫌。
是以種族不僅關乎血統，亦是被社會現象構建的一種社會觀念，在社會階級化過程中，既是成果，也是元素。不過，構建社會觀念的過程並非中立，社會將失業者歸入黑人之列，正因種族定型之故；其他形形色色的種族歧視亦隨之而來，種族成為奠定人生經濟前途的關鍵元素。
種族不公平現象，在有意無意之間移植到日常種種互動之中，更加大了種族分歧。一如社會結構中各類因素，種族分歧斷不會無緣無故加諸某些人身上，而是繫於社會狀況如何配合種族定型，兩者之間存在系統性的相關效應，對不少人經濟景況的際遇產生重大影響。
「本土派」梁天琦被發現原來是來自大陸的新移民之後，觸發一場「本土主義」究竟源於血統抑或社會的論戰。顯而易見，「本土主義」根本難以與血統扯上任何關係。
「本土主義」在香港崛起的因素大概有三。第一，民主發展進度過慢，部份本地人不分青紅皂白，對一切與大陸相關的事物，一概採取敵視態度。野心勃勃的政壇中人看準時機，煽動相關情緒。
第二，自1976年以來，抵港新移民約近二百萬，佔本地人口超過四份之一，其中大部份屬跨境婚姻（約佔1980年代中期以來婚姻總數五份之二）基於家庭團聚來港。1996至2016年的20年之間，抵港移民為數約達一百萬，約佔現時全港人口七份之一。
英國為求限制外來移民不惜脫歐，那邊廂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聲言對付外來移民絕不手軟，兩國對外來移民的立場已眾所周知，然而相對於香港的內地移民，英美的數字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縱使香港社經建制完善，大批移民湧進卻令經濟不均現象惡化，亦對社會資源造成沉重負擔。
第三，1990年代中期起，香港中產階級的處境每況愈下，社會上產生了愈見增多的「瀕窮」階層，雖未陷於窮困境地，但無論在置業安居、優質醫療、子女教育方面，均漸覺難如所願，加上預期壽命日高，還需負擔退休後悠長日子，倍感惶恐不安。一如其他發達國家中正下沉的中產階層，本地有部份人同樣將問題歸咎於新移民。
本土主義所以在香港興起，我認為在於無產一族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陷於社經境況漸走下坡的困局，一眾視之為政制未能有效回應其訴求所致。單憑國民教育，或有望改善容忍度，但豈能釋除背後種種恐慌與憂慮的情意結？要解開「本土主義」的心結，還須從社經改革入手。
參考文獻
Aliya Saperstein and Andrew M. Penner, “Racial Fluid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118, Number 3, November 2012, pp. 676–727.
